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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行贿行为的特征、成因分析和对策思考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大量的贿赂案件特别是一批大要案件得到揭露和惩处，这不仅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也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相对于严惩受贿行为而言，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有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部分行贿分子继续进行行贿犯罪，诱发腐败行为，带坏社会风气，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从源头上治理受贿行为，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的反腐倡廉建设。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和理解，对当前行贿行为的现状、成因进行粗浅分析，提出一些对策措施，以期能寻求治理行贿行为的有效途径，从而为全面打击贿赂行为、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贡献绵薄之力。

一、当前行贿行为的现状和特点

1．潜规则盛行，行贿行为的涉及面广。在当前查处的贪腐案件中，权力寻租是一方面，行贿公关是另一方面，它们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密不可分。可以说，只要有受贿行为的发生，其背后必然有行贿行为的存在。同样行贿行为跟受贿行为一样，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既存在于经济生活中，也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涉及的人员众多，范围更广，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尤其在经济领域，表现更为突出，商业贿赂已成为普遍的“潜规则”，甚至是公开的秘密。谁不遵守其中的“潜规则”，谁就为自己的正直付出代价，从而被动地加入行贿者的行列。

2.手段形式多样，行贿行为的隐蔽性强。一些行贿人在市场竞争、社会政治生活中为谋取利益，挖空心思寻找机会，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因人因势而为，花样不断翻新，简直是无孔不入。譬如有的直接送钱、送贵重物品,有的采取给予回扣、期权交易、干股分红、假赌送钱、高卖低买、合作投资、色情贿赂等各种更加隐蔽的新型手段行贿。同时，由于行、受贿双方往往是特殊利益关系，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其贿赂行为只在少数当事人中完成，通常都是采取“一对一”的暗箱操作方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排他性。

3．数额大、周期长，行贿行为的诱惑力和腐蚀性强。综观全国各地查处的贿赂案件，行贿的数额越来越大，有的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更有单笔行贿金额达千万、上亿元的惊天之举。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高达1.95亿的巨额受贿共只有5笔，其中最大的一笔竟高达1.6亿元；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案中，苏州市娄葑镇开发区主任顾某单笔行贿姜人杰8250万。对于一些意志薄弱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巨款的诱惑力无疑是致命的，一旦把握不住便深陷其中。同时，大多数行贿者已经不再是为一时、一事之利而行贿，而是谋求与受贿者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通过细水长流的金钱、人情往来，将受贿者牢牢地控制住，为以后办事打基础。这种周期性长的行贿方式对党员干部的腐蚀性更强。从办案实践看,一些干部就是在行贿人长期拉拢腐蚀下,逐步放松警惕而被拉下水,走上受贿犯罪的道路。

4．重受贿轻行贿，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弱。近年来，我们看到的多是官员因受贿落马，受到法律的严惩，而那些贪官背后的行贿者却少有受到严惩。打击贿赂犯罪，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打击行贿行为的力度比较弱。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近年来的反腐败工作中，行贿案件真正能进入司法程序的，不到受

益贿赂行为的惩治等等。这也就导致执纪执法机关对于一部分行贿案件基于多方面考虑不愿意立案，也就形成了目前司法实践中行贿犯罪刑罚轻刑化、行贿犯罪成本相对较低的现状。这种现状让行贿者在获得巨大经济收益和付出成本相关较低的诱惑下更加倾向于通过行贿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使得未被刑处的行贿者得以再一次次的“铤而走险”。

4．执纪执法方面的原因——放纵行贿。

在当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执纪执法机关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较可能构成大要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方面。但由于行受贿大多数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这对侦破受贿案件并取得有力的证据增加了难度。因此，我们执纪执法机关为了尽快突破案件，顺利取得受贿定案的证据，常常对对提供证据的行贿人采取“放一马”的政策，过度运用“主动交代”、“坦白从宽”的政策，只要最后交代出行贿事实，就一律得到宽大处理。在实践中查处行贿犯罪时顾虑较大，担心追究了行贿人的法律责任，会影响受贿案件的查处，往往将行贿人只作证人对待，没作犯罪处理。因此，在执纪执法过程中对行贿人实行这种作证交易制度，一方面是调查工作的需要，有利于顺利查办受贿案件，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对行贿人的打击不力，从而放纵行贿行为。

三、有效预防和治理行贿行为的对策措施

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有效遏制贿赂犯罪滋生蔓延，不仅要坚决惩治受贿行为，同时也必须加大查处行贿行为的力度。笔者认为，有效预防和治理行贿行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打防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