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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及元明两代的《诗经》研究

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及元明两代的《诗经》研究

宋代《诗经》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学者不满于汉唐以来孜孜

于章句饾饤之学而忽视经书大义的情况，开始要求明其本义，进而发

现与质疑汉儒诗说中与经义不符及自相矛盾的情况，从而疑序、疑传

以至要求删改《诗经》本身。二，思辨风气的兴起，使得学者在讨论

《诗经》本义的同时，发扬独研义理、横生议论的精神，突破传统的

传疏章句之学的形式约束，自出机杼，大胆议论。这两个方面互相联

系、互为促进，构成了有宋一代《诗经》研究的独特风貌，并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宋代诗经学的代表的，北宋时有欧阳修、苏辙等人，南宋时

有郑樵、程大昌、朱熹、王柏、王质、杨简等人。其中欧阳修、苏辙

可以说是首开风气者，欧阳修《诗本义》，顾名思义，是要为明了诗

篇大义而作。他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读诗，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

诗篇，逐一指出前人已失解的“大义”，敢于议论《诗序》和毛、郑

的是非，发前人所未发。苏辙撰《诗集传》，于《诗经》各篇前的序

文只取首句，认为只有首句是子夏所传的毛公之学，其他皆为东汉卫

宏集录，因而只取其发端一言，其余悉从删汰。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给

《诗经》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气，已初露宋代诗经学精研义理、横生议

论的端倪。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欧阳修《诗本义》说：

“新义日增，旧学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研讨义理，不可能不注意到《诗序》与《诗经》本文的扞格凑泊

之处，故宋代学者集中论辨的也是《诗序》。宋代支持《诗序》者，

有北宋王安石、程颐，南宋吕祖谦等。他们遵从《毛诗》，一并遵从

《传》、《序》，笃守不失。虽然他们是一代名臣、大儒，治学态度

受到推重，但毕竟不能成为主流。怀疑《诗序》的则有王得臣、李樗、

郑樵、程大昌、杨简、王柏等人，可谓声势浩大。其中尤以郑樵

(1104—1162)最为尖锐。郑樵字渔仲，学者称夹漈先生，生平著述闳

富，其中有《诗辨妄》一书，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

可信”。又说：“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至今不知大道

之本，自汉儒始。”他的言论对朱熹产生极大影响，使朱熹自尊序派

转为疑序派。《朱子语类》卷八○中，记载朱熹对弟子说：“《诗序》

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

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

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由于《诗辨妄》一

书观点犀利，语言激切，问世未久，便遭到同时人周孚的攻击，周孚

撰《非诗辨妄》，列举郑樵之文，逐一加以反驳，《诗辨妄》一书也

很快亡佚，只有若干片断保存在《非诗辨妄》中，以及《语类》中所

引“村野妄人所作”《诗序》的一条。此外题为郑樵撰的，尚有《六

经奥论》一书，此书《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郑樵罗列自己著述时并

未提及，故或疑此书并非郑樵所作。其中《诗序辨》谓《诗序》“牵

合为文，而取讥于世”，《风有正变辨》、《雅非有正变辨》谓

《邶》、《鄘》、《卫》等“变风”中也有美诗，可称为“变之正”，

《雅》则只有小大之分，而无正变之别等，亦颇多新解。

王柏(1197—1274)，字会之，是朱熹的三传弟子，著有《诗疑》

二卷。他比其他人更为激进，不信毛、郑，不信《诗序》，不信《左

传》中的记事(如季札观乐之说)，也不全信他的太老师朱熹。他从疑

《序》、疑《传》进而疑《经》，如说《周南》、《召南》都应各有

十一篇诗，故将《召南》中《何彼秾矣》和《甘棠》归入《王风》，

削去《野有死麕》。他还认为全部《诗经》中，有三十二篇“淫诗”，

不是孔子删定的原本，而是汉儒给窜入的，所以必须削去。虽然王柏

是出于卫道的目的，要删削《诗经》中的“恶行邪说”，但这种做法，

“始于疑经，渐至非圣”，动摇了经书的神圣地位，有碍于统治阶级

的根本利益，故未能实行。

至于宋人在说《诗》时喜发议论，欧阳修《诗本义》亦首开风气。

其书以议论诗篇大义为主，兼评毛、郑与《诗序》得失，不拘泥字句

训诂，也不采取章句注疏的旧形式。他如周尧卿《诗说》(已佚)用孟子

“以意逆志”之法说诗，“不专于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宋

史·儒林传》)，也是长于议论。程大昌《诗论》十七篇(《学海类编》

本作十八篇)，一论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二论《南》

《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歌，三论《南》、《雅》、《颂》之

入乐无疑，四论“四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