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海派文学创作》中学生课外现代文阅读强化专项训练试题及答案.docxVIP

《新中国70年海派文学创作》中学生课外现代文阅读强化专项训练试题及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的几位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不光影响到现代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古代文学研究。一些上海本埠女作家如王晓玉、唐颖、陈丹燕、陆星儿等人的都市小说，最大程度地再造和运用了上海的“主体形象”，一种独特的上海韵味形成在她们的作品中，海派文学在她们的笔下完全家长里短、风花雪月、活色生香起来。与此同时，海派曾经建立在一种复杂的空间形态之上，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上海人逐渐建立起一种主客观合一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积淀了30年以后变得固执而胶着，这与海派原有的开放、混乱、多变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先锋性恰恰背道而驰。因此，对上海的描写似乎变得越来越鲜明而有特征，但另一方面，某种“上海本位主义”的保守也发生了。

这种保守性最明显地与世纪之交的怀旧话语连接了起来，如王安忆的写作与城市传统的深度结合。《长恨歌》中，一方面，小说所塑造的弄堂女儿的形象被迅速编织进“上海本位主义”的话语系列中，另一方面，王安忆也正是从《长恨歌》开始获得了超越这一话语系列的可能，90年代弄堂女儿的死于非命意味着一曲怀旧之歌已被更直接的“欲望”力量粗暴打断。王安忆的一系列作品，如果从海派文学的角度来看，表现出对城市空间性的种种新的领悟与强大的拓展。

（摘编自张屏瑾《新中国70年海派文学创作：流动与沉浮》）

材料二：

柳青和路遥的创作几乎都有着同样的根基和底色，那就是对“人民性”的坚守和发扬。

柳青的《创业史》可以说开创了不仅仅局限于农村题材而对于当代文学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范式。《创业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虽历经磨难和争议，但柳青身上所体现的一种“与时代共歌哭，与人民血肉融通”的文学精神是可贵而永存的。《创业史》的价值和意义已远远溢出了它的文本本身，特别是对于当下文学所存在的诸如“精神的缺钙”“庸俗的泛滥”“思想的迷失”“恶俗的流布”等一些不良文坛怪象、病象，有警示和反拨作用。

柳青的可贵之处，首先体现在他对于作家身份的清醒认知意识和对这种认知的全身心践行。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一待就是14年，他以执着的“为人民”书写的精神，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的美学内涵，而且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民性”精神指向树立了样板。

《创业史》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还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梁生宝既不同于鲁迅、茅盾等笔下的那些麻木、愚昧、贫苦、愁容满布的旧式农民形象，也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民间新人。梁生宝是一个没有“前史”的农村新人，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柳青通过这一形象，完成了对中国农民创造历史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这也是他所追求的“为人民”而写作的理想化实现。

路遥的写作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这首先表现在他将作家的身份定位、写作行为与书写对象并置，深入贯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识之中。路遥视文学创作如“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一样”，提醒作家“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正是这种对作家自我身份的清醒认识，使他的创作总是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发现；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

《平凡的世界》不妨看作《创业史》在改革时代的文学延伸，孙少平也是梁生宝的生命延续。路遥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学价值追求的实践理性，积极投身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变革。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又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之中。由书写个人的命运到对历史走向的判断，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路遥的创作将对宏伟历史与繁复现实的表现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使他的现实主义追求具有了更加广博的内涵。

路遥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源于他“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这种对于民众的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充分体现在他对于民众创造历史的“苦难”书写。在路遥的文学世界中，普通民众苦难的奋斗史沉郁、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容纳着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我们从这样的苦难的奋斗史中得到的不是忧伤、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刚健、满怀着昂扬激情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平凡的世界》成为一部被读者“读”出来的经典。

（摘编自于敏、赵学勇《“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