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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建设农业，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的要求，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而且是有效解决“三农”指导思想的重大创新和转变，对于制定实施新时期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做好新时期财政支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指明财政支农的方向。长期以来，国家财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供给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抵御自然灾害和农村扶贫开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三农”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于财政支农工作来讲，就是要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针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从城乡协调、社会经济协调、人与自然协调、地区协调的大局、全局出发，以人为本，围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农村全面改革三大任务，积极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逐步转变财政支农方式，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努力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一、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历史沿革和基本发展趋势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是国家财政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手段促进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政策的总和。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带有鲜明的特征。（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历史演变。从新成立起，财政支农政策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8）。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当时国家财力还比较薄弱，为了稳固新生的政权，国家逐步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保证化的推进。在组织制度上为保证统购统销的实施，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主要是安排少量的资金支持恢复农业生产，从农业上取得的财政收入要远远大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同一时期，由于财政收支渠道较少，财政支农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向都比较单一。第二阶段（1958——1978）。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制度的确立，国家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应地财政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农业税征收条例》，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制度。尽管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安排了一部分资金支持人民公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但统购派购制度的实行使工农业成品的贸易环境向着工业严重倾斜。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国家从农业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工业化。据，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中汲取的积累大约在6000亿元。农业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对而言，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份额非常小。但由于组织制度所具有的政治动员力量，这一时期，采取的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积累了一定的基础。“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形成了农业农村的事务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历史观念。第三阶段（1978——1994）。1978年，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业农村拉开了序幕。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被长久桎梏的生产力。同时，为了改变工农业交换不平等的状况，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也大幅度增加，财政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被财政包干体制所替代，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支农方面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按照当时的财政体制，将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小型农田水利资金包干给地方。到80年代后期，由于投入不足，我国农业呈现后劲不强，发展徘徊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后劲，国家财政开征了耕地占用税，并以此为主要来源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实施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这一时期是现行财政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资金渠道多，政策覆盖范围广，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许多领域。第四阶段（1994——2002）。这一阶段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付诸实施的重要历史阶段。从财政改革来说，一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从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三是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改革、税费改革和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这些改革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税制度逐步形成。这一时期，财政支农投入逐步增加，在继续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进步、农业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的同时，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五阶段（2003——）。2003年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