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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学案三

“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学案（三）

“示来者以轨则”

陈寅恪先生治学，正符合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的，“博矣，精矣，几若无

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在自道治学范围时，他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

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2]实际上，

寅恪先生为学的精博均远远超过钱牧斋。先生之学，有独特的体系，涉及文史哲三领域，若

沿用近人区分，则可概括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

学、宗教学、中古文学、佛经翻译文学等。

先生治学，有其内在理路及发展规律，演变轨迹，历历可寻。其间大的转变有二，即从

西北史地到中国中古文史哲之学的转移及从中古到明清的易代[3]。后者以始撰《再生缘》

为界限，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较为明显。前者的转变始于何时，意义如何，尚需深论。

寅恪先生自少年起，“廿载行踪遍五洲”，[4]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

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

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

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5]。1923年，他自道习藏文心声[6]：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

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7])西藏即吐

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

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

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习藏文的目的在唐史、吐蕃史[8]及佛经翻译。而习其他诸文字，亦有历史、佛教二目的在

焉，这一点可与他著文相证，也可从他回国后所开课程得到例证。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

普通演讲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指导学科范围为五类，即1．年历学(中国古代

闰朔日月食之类)。2．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

勤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3．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4．佛教经典各种

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

比较研究)。5、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9]除年历学外，基本属

于西北史地与佛经翻译两类。

俞大维指出，“他(按：指寅恪先生)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

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的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F．W．K．M

ueller、俄国的W．Barthold，及其他国学者”。但从先生治学目的看，更主要的是承清末

学术风气。先生“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乙部之学，

则喜谈西北史地”。[10]研治蒙元史、西域出土碑铭等为此潮流中应有之举。晚清梵文也成

为学者音韵训诂之外的研究对象，如章太炎、沈曾植等多能通之。“海日尚书”[11]与散原

老人关系密切，对先生影响尤大[12]，而先生出国研习文字，正是预清末学术发展之流。在

欧洲、北美，先生承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蔚为大宗，风云际会之际，吸收西洋学者治东

方学精华，更辟天地，在清末西北史地、佛典翻译基础上扩大视野，层楼再上，使传统的史

学、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自归国至1931年先生撰文24篇[13]，除《与妹书》、《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外，所论者主要包括蒙元史、

敦煌佛经及佛曲等、西域佛经、满文译本、佛教史、唐史诸种，而前三种尤所致力。在蒙元

史领域，先生四论蒙古源流，尤以《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以藏文、蒙文、满文以及德

文、拉丁文资料，并结合汉文史籍及“长庆唐善会盟碑”，考证《蒙古源流》中“达尔玛持

松垒”为朗达尔玛与可黎可足(即敦煌写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书·吐蕃传》之彝泰

赞普)的合称，发千载之覆，及《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指出《蒙古源流》取裁于元代吐蕃

喇嘛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论》，蒙古族起源在《蒙古秘史》上增加了天竺、吐蕃二种神话等，

意义重大，奠定了中国藏学[14]、蒙元史[15]学研究的基础。在敦煌学领域，先生为最早提

出“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之一，并以对佛经的精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