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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1)

【关键字】洗钱罪/上游犯罪/行为方式/犯罪主体/立法完善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第191条已经对洗钱罪作出了明确规定，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洗钱罪的《刑法》规定进行了部分修正，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刑法国际化潮流的影响下，我国的洗钱罪刑事立法日益显露出诸多局限与不足。据悉目前中国反洗钱法草案已基本成型，将很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说明中国反洗钱法制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与国际反洗钱法律制度迅速接轨的时期。笔者认为，为适应反洗钱犯罪发展的需要，对刑法中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再作修改和完善已十分必要。

一、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洗钱罪作为一种“下游犯罪”或“派生犯罪”，是行为人对“上游犯罪”或“原生犯罪”所得及其非法收益进行清洗的行为。洗钱犯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密不可分，没有上游犯罪就不会有洗钱犯罪存在。

根据我国《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包括以下四种：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仅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限定为“毒、私、黑、恐”四种，虽然每一类罪名包括许多具体罪名，但是，从司法实际需要和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看，我国的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仍过于狭窄，应该进一步扩大，主要理由如下：

1.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符合我国打击日益猖獗的相关犯罪的需要。

从我国《刑法》不规定洗钱罪到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将毒品犯罪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从1997年《刑法》规定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走私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三类犯罪到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又增加恐怖活动犯罪，短短十几年间，我国的洗钱罪上游犯罪呈现出较快的扩容趋势。这种趋势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相关的，也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交往的增多、洗钱行为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以及中国加入国际公约后所承担的义务的增加等客观因素使然。

我国现有刑法规范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仅局限于四类犯罪，对于洗钱罪的打击是极为不利的。如我国国内有的犯罪分子将盗窃、诈骗犯罪所得转移境外进行清洗，然后入境从事“合法”投资，由于在上述这些犯罪中，被告人“洗”的是诈骗等犯罪得来的钱款，

故不能以洗钱罪论处；还有的犯罪分子将贪污、受贿犯罪所得予以清洗，助长社会的腐败之风，如不以洗钱罪处理，显然也不符合反腐倡廉的需要。

而且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仅局限于四类犯罪，也很不利于对其他相关犯罪的打击。

应该说，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各种经济犯罪问题比较突出。近几年出现了大量的逃税、诈骗、贪污、受贿和资本外逃等经济犯罪，这些犯罪的隐蔽性较高，不易被发现，犯罪所得也是非常丰厚的，而反洗钱中采用的追踪“黑钱的尾巴”的手段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打击各种经济犯罪的方式。此外，现实生活中出现大量的犯罪所得被清洗的现象，这些犯罪所得能否被清洗成功，已越来越成为这些犯罪最终利益能否实现的决定因素。显然将这些犯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有利于防止和打击这些犯罪。我国《反洗钱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俞光远认为：从近几年司法实践看，贪污、贿赂、腐败犯罪有不断上升的势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这类犯罪所得的洗钱活动打击不力，尚未有效遏制。①因此，笔者认为，现行刑法仅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私、黑、恐”四种，范围明显过窄。这一限制不仅不利于对洗钱犯罪的打击，也不利于对其他犯罪的惩治和预防。

2.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符合国际反洗钱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

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上有不同的分类，归纳下来，一般采取了以下三种分类方法：一是只惩处贩毒所得的洗钱行为，由于其适用范围太窄，已逐渐被各国立法所淘汰；二是只惩处某些特定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三是对所有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或超过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洗钱行为进行惩处。目前，许多采用第一、二种方法的国家认识到规定“上游犯罪”范围的局限性，纷纷对原法规进行补充或制定新的法规来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②而且不少国家有关洗钱罪中的“上游犯罪”范围的规定，一般都采取较为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做法。如美国《洗钱控制法》规定“上游犯罪”包括杀人、拐卖人口、赌博、行贿受贿、毒品交易、淫秽物品交易以及其它能够获得收益并进行非法交易的重罪。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治法”第2条规定的洗钱罪，其对象是“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之利益”。③一些国家甚至对洗钱罪中的“上游犯罪”无明确限制，只要能从中获得非法收益的任何可追诉犯罪即可，如加拿大、瑞士等国。意大利的立法吸收了《欧洲反洗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