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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梦

一

我真正值老师，是在高校毕业安排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始终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头，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探讨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作了一个选择，用今日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确定了我的一生。

我把自己的志向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志向。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老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其次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须要等待的，要作打算的一个更大的志向。当时我的更大志向一个是到南京师大附中教书，其次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

我先为实现现实的志向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闲聊，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忱”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起先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经常想，假如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确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渡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经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我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即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旧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探讨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

——这就说到了我的其次个志向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探讨生。而直到1978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探讨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打算时间。但其实我已经打算了18年：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最终赶上了最终一班车。

二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发觉。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觉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老师发觉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妙的东西被老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老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妙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

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沟通；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盼，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簇新感、兴奋感、惊慌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上第一节课时都特别惊慌。

我特别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打算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打算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惊慌？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特别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沟通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化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沟通。假如学生木呆呆地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化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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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开这样的失败，就必需作充分的打算，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细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谈”。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建了一种自由沟通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也许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终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望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老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胜利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最终“认可”我这个原来是生疏的多少有点敬畏的高校教授了。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高校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验这样一个由生疏、惊慌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