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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基层治理创新的三点思考

作者：曾红颖孔伟艳

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20年第12期

基层治理到位是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硬核。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不同，文化习俗也有各自特点，基层治理只能因地制宜，才能切实有效。“枫桥经验”从上

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直到今天依然是基层治理创新的典范，其跨越时空的特征，对“十四

五”基层治理创新有重要启示。

一、“枫桥经验”：内容与内核

（一）“枫桥经验”的内涵迭代进步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是大名鼎鼎的“枫桥经验”的发源地。1963年在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枫源村支书向上级请示，就地改造“四类分子”，创造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经

验，被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上世纪70年代初期，流窜犯也被当地人帮教，成为改革开放初

期当地的第一个万元户。文革结束后，枫桥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使3万人回归社会正常生

活，为全国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枫桥创造出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

社会治安良好的新经验。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主席批示40周年大会上做出“把枫‘

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的重要指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

经验”，先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二）“枫桥经验”的内核历久弥新

“枫桥经验”的内核是担当和信任，村支书是500户人家的当家人，为一方乡亲担责，村民

有基本的认同和信任，相信即使犯了错误、甚至是违法犯规的乡民也是“自己人”，需要改造，

能改造好，再次回归社会。浪子需要管理对社会负面影响才最小。500年前，王阳明就深谙此

理，身体力行，他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匪患横行，封建王朝始终处在剿匪与再

次剿匪的困境中，其客观原因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遇到灾年是大概率常态事件，灾年人民生

计困顿现象经常出现;制度原因是灾年税基减少，税收下降，官吏考核业绩受影响，因此灾年

往往会因为官僚体系对上负责而发生横征暴敛，内外交困下流民与暴徒结合，形成匪患冲击社

会秩序。剿匪不难，但更重要的是源头治理。王阳明的做法包括第一，给皇帝上折子《乞宽免

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要求免税，为官僚队伍行为调整创造条件;第二，给乱民、流民回

归社会创造包容空间，让暴徒找不到跟随者。他发布《南赣乡约》，指出民俗善恶有地方政府

“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和家庭社会“劝戒”不及時、方法简单粗暴的原因，提出弃恶从善之

人为自新之民，给出了乡村治理的系统解决思路;第三，创办乡学，教导子弟，有利于社会移

风易俗，同时也为乡民家庭发展建立了希望。可见，传统文化中有强大的基层治理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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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赋能，就能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效

果。

二、基层治理创新：扩散与成因

（一）“枫桥经验”的时空扩散

“枫桥经验”不仅屹立60年，成为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典范，在空间上有较大范围的推广。

浙江省各地以学习“枫桥经验”为契机，形成了一系列基层创新经验，如绍兴市“老乡管老乡”的

外来人口管理模式，台州市“四前、四理”联动调解中心机制，杭州市六和塔经验和智慧大脑行

动等等。此外，“枫桥经验”在国内多省都有落地，如黑龙江大庆市打造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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