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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脱贫机制创新转换

核心提示我国脱贫事业从起步到形成相对完整的国家战略目标，经历了关于贫困现象认知的逐步转变过程，国家脱贫政策与社会脱贫机制也随之转变。脱贫事业的成功与社会各界对实现脱贫的规律性认识不无关系。当下，全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后进一步完善脱贫政策，建立更有效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脱贫工作机制，仍需加深对脱贫的规律性认识。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个相对性概念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性概念。中国政府与国际机构关于贫困的标准在近几十年里有大幅提高，也说明贫困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我国实施的脱贫战略把今年的任务看作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反映了脱贫目标设定的“底线思维”。实际上，这一标准无论按不变价格计算还是按实际购买力衡量，较之我国上世纪脱贫工作开展之初设定的目标，都有很大提高，可见脱贫标准在我国也并非一成不变。脱贫标准的相对性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对贫困的认定可以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一个人换了说话场景，就会对自己是否处于贫困状态产生不同想法。但是，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评价指标，脱贫标准的确定要为政府的目标服务。政府要保障所有国民不能因为贫困而失去基本尊严，所有家庭不能因为贫困而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满足这些目标的物质条件会随着社会进步发生变化，贫困认定的标准也应随之变化。认识到脱贫标准的相对性，对于坚持国家脱贫战略的连续性、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逐步提高脱贫标准的过程中，国家的脱贫工作将会长期开展，社会贫富差异将被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因此，应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使人均收入序列中低端的15%以下的人口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帮助，并使之成为国家长期扶贫济困政策的瞄准对象。我国贫困发生的基本原因有效的扶贫政策要针对贫困的成因下功夫。除了战争、瘟疫等非常规性因素引起的贫困之外，以下几种贫困类型更为常见。低度分工水平引起的贫困。工业革命前，因为社会分工水平低，经济严重低效率，人类社会总体上处于贫困状态。当今时代，在那些仍没有完成产业革命的国家以及那些存在“资源诅咒”问题的国家，未进入现代分工体系的国民基本处于营养不良、居住形态恶劣的生活贫困状态。权利限制引起的贫困。这是指社会经济权利不平等引起的部分人口的贫困。多数情况下，处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会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群体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低，农民的自由流动遇到歧视性政策壁垒，价格管制造成隐形利益剥夺，由此会使农民难以进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不得不从事小农经营，造成制度性贫困。先天身体禀赋与后天病残引起的贫困。这类人口若按总人口6%估算，再去除家庭可资供养的部分，按3%估算，我国也有需要政府供养的这类贫困人口，数量约为4000万左右，其中大部分在农村地区。改革开放前，如果按现在的脱贫标准衡量，我国大部分人口应属于贫困人口。按社会可接受程度所确定的标准来衡量，当时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较高保障，而农村居民绝大部分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经济史观察表明，如果城乡之间不存在制度壁垒，农村居民会紧跟城市化步伐，不断进入现代分工系统，享受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最终使其收入赶上甚至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在这个过程中，上述第一、第二类原因引起的贫困会自然消除。我国一个时期实行权利限制性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就业制度构成了城乡壁垒，是农村贫困长期存在的基本原因。我国脱贫事业的根本经验改革开放政策是上述第一类贫困人口迅速脱贫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增加了农民的有效工作时间，使我国粮食产量增速超过人口增速，一举解决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这也为解决第二类贫困问题创造了条件。城市化、工业化使我国社会分工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缩小了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农民收入与市民收入的差距缩小，全国平均恩格尔系数逐步缩小到30%左右，使全国大多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超过联合国设定的脱贫标准。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城乡居民权利不对称的过程。只要人民有创业、择业和迁徙的自由，并享有平等权利，人民就会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脱贫奇迹归根到底是人民自己的创造力使然。政府在脱贫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分工的扩大创造了条件，市场化改革举措则大大改善了农民的就业环境，开辟了农民的收入增长空间。政府还以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办法集中解决单靠市场难以解决的刚性贫困问题，对于形成全社会关于脱贫正义性的价值判断，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农业社会，主要依靠家庭负担、家族接济和社区慈善来缓解少数居民的刚性贫困问题，这个传统在当今中国得以彻底改变，应予积极评价。推动脱贫工作体系机制转变认清我国未来脱贫事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对于建立更为有效的脱贫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脱贫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