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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笔之辨

杨赛

文笔之辨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功用和特点的认识，是文学批评研究中一个十分

重要的问题。《南史·任昉传》：“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

《南史·沈约传》：“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

也。”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说：“至如近世谢眺、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

笔，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

复遇。”钟嵘《诗品·任昉》条说：“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

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以上四则史料，引发了一段文

笔之辨。陆游说：“南朝词人谓文为笔。”[①]黄彻、王士禛都赞同他的观点。

然而，陆游的观点也受到赵翼的质疑，他说：“陆游《笔记》六朝人谓文为笔。

顾宁人亦引其说。不知六朝人称文与笔，又自有别。”[②]两种说法各有道理。

南朝人用作文的方法来做笔，笔锋常带感情，文思细密委婉，文与笔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这是以文为笔。笔这一范畴，经历了从言笔与刀笔、文笔与诗笔的

发展，在南朝引发了一场文笔之分的大辩论。

一、言笔与刀笔

考察书面语言的形成过程，可以从言笔之分开始。《文心雕龙·神思》：“至

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这里所说的言，是指口头语

言，笔是指书面语言。颜延之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

传记则笔而非言。”早期的经典都是口头语言的实录，而经师对经典的解释越

来越书面化，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书面语言，言与笔出现了分化。

在纸帛被广泛运用之前，刀和笔是最重要的书写工具。《后汉书·刘盆子传》

注：“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汉代的文人身

边一般都带有刀笔。《汉书·王充传》：“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

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

公文写作在战国时代就成为一种职业，被称作刀笔吏。最先在秦国发迹。《战

国策·秦策》：“司空马曰：‘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

请为大王悉赵兵以遇。’赵王不能将。”《隋书·经籍志》：“秦政奋豺狼之

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

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随着文官制度的发展，刀和笔成了寒门士

子获得职位和升迁机会的工具。《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王迁）为

尚书郎，习刀笔之文。”《史记·酷吏列传》：“今上时，(赵)禹以刀笔吏积

劳，稍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

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王迁、赵禹、尹齐、张既、王球、江谧、

虞玩之、甄琛等人，都因写作才能而得仕途通达。

随着文官制度在中国的推进，文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心雕

龙·论说》：“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事，

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

说也。”《文心雕龙·事类》：“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

二、文笔与诗笔

东汉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文笔或诗笔受到空前重视。在走马灯似的南

朝政权更替中，文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批文士以笔为

枪，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央。一些重要的文书，都由士林中极有威望的人来执笔，

谓之大手笔。《晋书·王珣传》：“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

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及王国宝自媚于会稽王道子，而与珣等不协，

帝虑晏驾后怨隙必生，故出恭、恢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

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刘师培说：至于宋代，其诗文尤为当时所重者，则有颜延之、谢灵运。颜谢而

外，文人辈出，以傅亮、范晔、袁淑、谢瞻、谢惠连、谢庄、鲍照为尤工。[③]

在这种形势下，王、谢等大家族都十分重视写作才能，以增加其政治影响力。

《南齐书·王俭传》：“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

笔典裁，为当时所重。”甚至那些以前一般不会看重文笔的军功世家，也学着

舞文弄墨起来。《晋书·胡奋传》：“奋家世将门，晚乃好学，有刀笔之用，

所在有声绩，居边特有威惠。”普通士族，对于文笔格外重视，以文笔相互称

许。还人甚至还请书法家将自己的文笔誉录下来，以备流传。《南史·萧子范

传》：“王爱文学士，子范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制《千字

文》，其辞甚美。王命记室蔡远注释之。自是府中文笔皆使具草。”

三、文与笔的相互影响

文笔从经传学术中独立出来。章学诚说：“唐、宋以前，文集之中无著述。文

之不为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