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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

（作者:___________单位:___________邮码:___________）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一开始，所谓华夏族人就是以耕种为主要生产作业，衣食所资，基本上仰赖大田种植。他们是耕稼之人，与以养畜为主的所谓“戎”、“狄”部族相对比，有其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他们吃的主要是植物，即所谓“粒食”；穿的主要也是来自植物，他们的衣服是用麻和葛的纤维织出来的布制成的。他们虽然很早就知道了养蚕缫丝，并用来织成各种优美的丝织品，可是那仅仅供贵族们服用，也如同他们所饲养的为数有限的家畜，主要也是供贵族享用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基本上是靠了大田作物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后来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为了了解我国的历史，也有必要知道自古以来我们都种植的是哪些作物，首先是哪些大田作物，以及这些作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所占的比重，其间有什么消长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在这许多世纪中陆续增加或引进了一些什么新种，培育出了多少新品种，以及其间消长变化的原因，如此等等。下面就是进行这样考查的一种尝试。

一

首先要说明一点。关于古代的大田作物，历代写下的农书里面自然都有论述；再就是在传说的药物学专书，即所谓“本草”书中，也都讲到各种农作物。那是因为一般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个别部分都被视为药品的缘故。此外有一点必须指出。先秦古籍中记载着许多作物的名字，而这些古籍，特别是儒家的那些经典著作，是经过汉代和以后的儒生注释过的，可是他们的说法又不完全相同；后世的读书人各行其是，一直互相争辩不休。再加上不断有人又提出新说，这就加剧了这一问题上面的混乱，从而给做研究的人增添了麻烦。这里一上来想提出来一种看法，就是，如果想要在过去儒生的注释和相互辩难的基础上求得问题的解决，那永久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因为儒生们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并不是通过查考实物、着眼于个别作物的生物学特征，而只是致力于寻找书本上的根据。他们讲究的是“师承”，只要前人有过这样的说法，他们就认为有根有据。所见不同的学者辩论起来，都会引经据典，单就这一点来说，人人都可以说是凿凿有据，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原来“训诂”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纷乱情况，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同一作物的名称，往往是因时因地而不同。古人不讲科学的植物分类，为每一种植物确定学名，因此自然是无从取得统一。这种方言上的歧异到今天依然存在。随便举个例子。山东人称甘薯为“地瓜”，四川人叫做地瓜的那种东西湖南人却又呼之为“凉薯”，而湖南的这个凉薯与作物栽培学上正名为甘薯者，彼此是绝不相干的。如果以上三个地方的人，只据当地名称互相争辩而不去查问一下实物，那必然是争不出个结果来，而只能是“后息者胜”。更何况那些“鸿儒”即使号称博学，也只是读得书多，一般是不大通晓农事的。像那鼎鼎大名、被尊称为“朱夫子”的朱熹，就硬说黍是“苗似芦，高丈余，穗黑色，实圆重”，显然误以为高粱，亦即南方所谓“芦粟”。像这样的纸上谈农的笑话并不是个别的。清代的普名学者程瑶田写过一篇《九谷考》，号称名作，据他考证，古籍中的“稷”就是高粱。他确实下了几十年的功夫，参考了大量的古人著述不说，还从南到北走过许多地方，多次亲自同老农讨论过，进行了实地观察，按说他的结论应该是可靠的了。可是别的且不说，如果高梁确实在殷朝时代已然是主要作物，到今天也还在广泛种植，何以秦汉以后很长时期连那些著作农书的人也都略而不谈?这是不大好解释的。他是个南方人、又是个做官的身份，找北方农民交谈，一则语言隔阂，再则封建统治下，一般最怕同官吏打交道的朴实农民，是不会认真同他畅谈的，还不是虚与委迤、含糊答应；除了这样想当然的情况，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是，他研究这个问题始终是以古代经师们的注解为主要依据，询问农民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他并没有跳出传统的“训诂”的圈子，所以仍然是劳而无功。总之，要想解决古代作物的问题，是不能依靠儒生们的训诂的，程瑶田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类问题上，著作农书的人究竟比那般白面书生有更大的发言权。儒生们注释起经典来，有时近似信口开河，像西汉时那位犍为舍人注《尔雅》，说当年伯夷叔齐在首阳山吃的那“薇”就是“衅”和“芑”，这也不知他是哪里听来的。也正是这个犍为舍人说“稷”就是“粟”，后世有些人信之不疑，因而引起了无尽无休的争辩。训诂家就是要从前代经师们的注解当中来解决农作物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农学家就不是如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