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龙头-给北京和上海的建议世界银行.ppt

两个龙头

—给北京和上海的发展建议北京和上海都渴望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两市政府都认为服务业应该为未来的增长作出远大于当前的贡献。中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充分的理解，并用于政策目的，在1978—2008年间GDP平均达到10%。北京和上海以及少数其他城市地区的表现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命运和创新能力。中国三大工业区，以北京为枢纽的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自1985年以来，平均增长率远高于11%。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区别在于，北京的经济、建筑和空间特征受到中央政府庞大行政机构存在的影响。两市政府渴望培育创新能力以增强现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刺激新产业出现，这些产业提供可占领全球市场并获利的产品，为此政府都强调高校和研发的作用。简述北京和上海迄今为止遵循的轨道和它们的经济结构建议它们采取不同的未来战略以及非常差异化的目标。北京拥有庞大的政府部门、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庞大的科研基础设施，因此北京的战略应注重高科技和创意产业，支持商业服务以及一些构成政府部门并与政府机构运行相匹配的行业。北京和上海都该追求平衡的经济结构，令制造业继续在GDP中占有很大比重。鼓励生命科学、新材料和电子产品的发展，但是要意识到这些领域产品研发与交付使用的间隔很长，可能无法带来大额利润或就业，中期内对GDP的增长贡献不会太大，多行业战略更有可能带来均衡的持续增长，吸引多样的城镇人口。上海需要采取一种更重视生产复杂资本货物和高科技部件的制造业战略，依靠商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应该得到缓和，同时不会减少更发达的上海金融业能对上海城市区域和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表现作出的贡献。高科技产业虽然很有吸引力，但可能无法带来增长、利润和就业，同时还会吸收大量资金，创意产业所增加的价值可能不确定，并仅带来少量高薪岗位，而政府部门的需求来源可以平衡这些风险。（如华盛顿地区的联邦调研机构促进了产业多样化）12345北京和上海的战略是不同的创新有望引入新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盈利能力随着全球化而提升，这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能通过扩大选择范围并提供更优的价值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国家市场融合和全球化提高了创新所能带来的回报，如果创新能系统化，并被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有效利用，那么它将补充并明显扩大投资收益，也能放大城市劳动力的素质逐步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各种有利于创新的思想都有可能在某些城市环境中繁荣发展。其中包括：熟练工人的弹性供给、某些种类的机构和设施、在技术变革方面的潜力高于平均水平的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是培育一种既能强化现有增长产业，又能通过引入可能成为未来主要部门的新领域而激励“创造性破坏”的新文化。创新型经济体取决于何种行业在城市中繁荣发展，取决于主要企业的竞争战略，取决于高科技行业中新加入者的进入。创新型经济体还依赖主要高校的质量以及它们对城市的知识文化作出贡献的方式（除力求吸引人才外，将教学和基础研究视为首要任务，带来商业应用的下游研究应向发达国家那样处在次要位置）。创新的价值建设创新型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创新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思想和人才的开放程度以及宜居性，这将有助于吸引并留住技能娴熟、富有创业精神的流动知识型工人。影响创新性的因素还有，城市成为全球中心的知识龙头，拥有独特的眼光和战略计划。建设世界城市需要界定宜居性和文化资本，强调紧凑和不断变化的多用途街区，重视娱乐设施，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新的中期发展战略应包括三个短期目标：第一，上海目前和未来的比较优势在于复杂资本货物和高科技零部件，因此需要保存这些领域，并使其更具竞争力，这需要相关企业获得资源度过衰退，维持提升能力的投资，并增强技术能力。第二，选择性地从正在遭遇倒闭的外国企业那里获得生产、研发和知识产权相关资产，以及隐性知识和品牌。第三，将资源从比较优势正在消失的工业部门转移至其他更有前途的部门，加大培训一些部门释放的人力资产，以能被吸收至其他领域。大城市的优势来自规模和工业多样性规模和工业多样性是规模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来源，包括：若干制造业子部门的竞争力；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人力资本加强、研发增加、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技术能力扩大；来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增加创新需求）；大城市是一个新的独特空间形式、互相连通性以及内部连贯性，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产单位、一个单一劳动力市场和一个特定的权力体系。上海的金融区、北京的金融街，效仿其他全球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土地使用模式。二市都在追求提高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的战略。A在美国银行以及证券和经济公司在纽约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