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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战国策书目序》原文及翻译

曾巩《战国策书目序》原文及翻译

曾巩

原文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行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行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行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行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留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行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行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擅长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行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译文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一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有十一篇缺失了。我走访了士大夫家，才全部得到了这部书，并且修正了其中的错误，对不行考据的文章发起了疑问，这样以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叙曰：刘向给此书作序，说周的祖先，明确了教化，修整了法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后来，谋划欺诈的作用，仁义的道路堵塞了，所以出现了大乱，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到后来说此书是由于战国的谋士，审度当时的君王能办到的，不得不这样;就可以称为被流俗所迷惑，而不执着自己的学说了。

孔孟所处的时代，离西周初年已经几百年，文王武王用过的法令制度已经散失，原先传承的风俗薪火已经熄灭很久了;这二人竟特殊阐发先王的治国体系，告知我们(仁义)是不行变更的，哪里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后人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过是要依据他们遇到的时代特点以及与以前不同的情形，来制定当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违反先王的旨意罢了。

二帝三王的统治，他们的变更当然很大，他们的方法自然不一样，但是他们治理天下的愿望，处理事务的主次、始终、先后关系的方法，不曾有什么不同啊。孔孟的学术门径就是这样。法令是用来适应变更的，不肯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来建立国家的根本的，不能保持一样，这是不行变更的真理。所以孔孟捍卫这个，那里是喜爱发表不同的见解呢?只是不愿无原则的附和，取悦他人罢了。可以说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并且确信信任自己推断的人。

战国的游士却不这样。不知道可信，却乐于说其易合。其设心留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有的人问：“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行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行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擅长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行得而废也。”

这本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八篇，现在还有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