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论完整版本.pptVIP

第六章明代文论明代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是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学在明代的发展。明代文学批评有两条发展线索：复古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以格调为核心的复古理论；在王阳明心学影响下的形成的文学理论范畴，如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至情”说等。在小说戏曲领域开始描写百姓生活，市民生活描写物欲和情欲享受。明代文论的总特征：一、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程朱理学主要指宋以后由程颐、程颢、朱熹等人发展起来的儒学学派。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体，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万事万物的物理到人类社会的伦理到心理性情的性理，都必须唯“理”是尊。“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普遍的信条和基本理念。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针对明初社会功利主义盛行和理学压抑的现状，不满于“理”对人心灵的压抑，建构了心学理论，为理学重新寻找赖以存在的依据，把程朱理学的压抑束缚转化为个体发自内心的认同。心学引发了文坛追求心灵自由、个性解放的潮流，促进了明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的蓬勃发展。二、文学理论批评的宗旨以复古为尚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政治上掀起打击宦官，革除弊政的运动；思想上程朱理学和八股文紧密结合，束缚人们的思想；文学上，台阁体粉饰太平迂腐空虚。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三、扬唐抑宋，把宋元以来的“唐宋诗之争”推向极至第一节前后七子及其相关的诗文理论明代弘治年间，一个由“前七子”发动的文学复古运动，席卷明代文坛诗苑。其领袖是李梦阳、何景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韩”，曰“不读唐以后书”等等，边贡、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王庭相等，友而应之，人称“七才子”即“前七子”。至嘉靖之际，李攀龙、王世贞继起，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者结盟，更衍李、何七子之绪论，互相标榜，视世无人，称之为“后七子”。其文学主张与前七子相承。一、前七子的失误（一）文学史观的失误：扬唐抑宋，主“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之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何景明《杂言十首》），又说“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俊而实浅俗”（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唐宋是以复古为革新，明代却是以复古为拟古。七子这种由复古而拟古的诗文理论，乃是明代文坛诗苑“扬唐抑宋”的逻辑起点，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学退化论”的文学史观。（二）文学创作论的失误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旗帜之下，明代七子是都主张文学创作应该以古为本。前七子内部有李、何之争：这场论争由诗文创作方法而引起，李梦阳致书于何景明，讥评其诗有乖古法，何景明不服，作《与李空同论诗书》以答辩，指出二人分歧在于“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并以“筏喻”作比，说“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因而又谓之“筏喻之争”。这个比喻说明不能一味拟古，学古还要出古，学古只是入门的途径，变化出新才是出路。其实，李、何筏喻之争，并无重大原则分歧。比较而言，李重气骨，何主才情；李重摹拟，何主变化。二人都认为诗文有不可易之法，但如何运用这种技法，何景明强调“活”，主张灵话运用，讲求“神似”所谓“临景构结，不仿形迹”，以“变化”为本；而李强调法之“死”，主张用法度以“铸形宿模，独守尺寸”。结果，学古变成了摹拟，创作同于剽窃。这种创作论是十分有害的。二、后七子的变化与修正前七子的拟古之弊，后七子已有所警觉，以至在理论上较前七子不得不有所变化。（一）李攀龙(15l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著有《沧溟集》三十卷。于鳞论诗，力主“拟议成变”(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但复古拟古倾向比李梦阳更甚，故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其为文“无一字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其编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自古逸而至于明，独不选宋元之诗，以呼应李梦阳“宋无诗”之说。（二）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读眼的音）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读书后》等。其文学批评著作有《艺苑卮言》。王世贞前期与李攀龙等继承前七子复古主张，鼓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但他又主张“师匠宜高，捃拾宜博”（《艺苑卮言》），并不主张取法的范围过于狭窄，认为汉魏齐梁以至大历之诗都有可采。晚年对拟古之弊有所悔悟，对宋诗的价值也有所承认。格调与才思：格调：格指一定的量度，样式和规格；调指音调和调声，指作品的音调基于作者的才性气质而形成的作品体象。王世贞提出了“才思格调”说。“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才，指才能，性情，个性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