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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本草溯源

作者静听山房主人

中医方脉学有两个分支，一是经方派，一是时方派。两者对于中药的理解和运用，各不相同。也许有人觉得一个中药上的差异没必要小题大做，然而方脉一道讲究理法方药，药为立法之根基。在这里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差别，也是值得寻根溯源的。

班氏《艺文志》将上古方技分为四类：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国学常常牵一发而动全局，此四者皆是摄生立命之要术，然而各有偏重，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医经、经方之学，乃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医经讲的是针灸，经方倚仗的是识证遣药。中医四大经典，医经、经方各居其半。医经者，《内》、《难》；经方者，《本经》、《伤寒》。

说起《黄帝内经》的《灵枢》，很早就散轶了，然则天之未丧斯文也，此书因流落到朝鲜半岛得以保存。当地人对其奉若至宝，未敢稍加改动，且仍冠以旧称谓之《针经》九卷。

直至北宋哲宗在位时期，才有朝鲜使臣携《灵枢》抵达京都汴梁，请求以此书换取宋朝的治国大法。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在朝野引起争议。苏轼闻听此言，奋袖出臂，大呼不可，连上数道奏章加以阻挠。也难怪，区区一部医书，在士大夫眼中，怎比得一国的治国大法！然而哲宗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毅然同意交换，且随即下诏将其颁行天下。宋哲宗此举，实为功在千秋。

《黄帝内经》古人常谓之“灵素”，罕有“素灵”之称，《灵枢》、《素问》孰为根基，此中原委自不必说。《灵枢》以针道安身立命，《素问》亦不离其宗。《神农本草经.序》中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经，一曰神农本草，一曰素女脉诀。”《黄帝针经》即包含了《灵枢》、《素问》。

《艺文志》所载四大方技，均是出自道门，且非出于医人之手。四大方技包括医经和经方在内，究其根源仅为古人修道扫尘铺路之用。古之好服食者多生奇疾，犹古好战之国必有奇殃，武学、医道俱是如此，所谓“修得色身坚强了，遮风避雨好炼丹”。于是便有种医史专家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虽说医之为道可以利人，然其立法之初衷，仅是为己所用。察医之为道，究其根本在于以正治偏，不修身则不能齐家，更何谈治国平天下！

比《伤寒论》稍晚的南朝时期，有一部华阳隐居陶弘景所作的《辅行诀》，其方源自伊尹《汤液经法》，为经方家正传。陶师髦年好道，年轻时便披发入山，精通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兼善写草隶二书。《辅行诀》顾名思义，即为辅佐修行，这也佐证了经方一脉医术最初仅是为修道而立法之说。

事实上道门诸般方术，大多只能为己所用，古典术数就是个例子。再精通四柱的人，也没法推测自己的年月日时，以调配自身五行。也正因为如此，四柱学到老，总是一场空。术数一途唯一有用的就是卜筮，然而卜筮又与四柱恰恰相反——只能为己所用。凡是给别人推演八卦的，无非就是炫人眼目借物喻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能看见前面有劫数不难，难的是怎样明哲保身趋利避害。所谓大易者不言卜：易者，变也。明白了有变才有易，也就没必要守着那么两个死卦了。

既然是为己所用，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香自己点。上古之时，修道之人各有师承，于是都忙着自己修自己的道，上古讲一个“修”字。时至东汉，世间所有神仙方术，一下子都隐没了。大家于是失去了方向，不知如何是好，便常常坐在一起谈玄论道——魏晋好清谈。于是有了王弼大器早成，有了竹林七贤，魏晋讲一个“谈”字。而到了唐宋，该成的也就成了，那么没成的呢？人家也没闲着，没事就琢磨，我们怎么就不成呢？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哦，不是我们不成，是我们不想成，我们跳出去了——禅宗。唐宋占一个“成”字。最后到了明清，所谓台城故事皆过眼，前人留下的真真假假，俱已无从考证。索性甭管什么儒释道，统统为我所用。明清是个诞生“全书”的时代，有了伍柳派三家合流，有道藏五千四百八十卷，明清讲一个“集”字。

追溯到上古，就是那个最讲究“自己香自己点”的时代，四大方技诞生了。何谓经方？经者天也，纬者地也。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经方者，天垂之象也！故此《神农本草经》演三百六十五味药以合周天之数，明分上中下三品以应天地人三才。《本经》动辄“轻身，神仙，不老，延年”，本草之运用，原在以草木金石之阴阳协调人身之阴阳，以期夺天地之造化，与道合真。所以上品药多重阴阳，中品药亦如是。如阳起石一物，生于泰山山谷。其地阳气旺，故能“冬不积雪，夏则生云”。阳起石受泰岳积阳飞升之气而生，故入于人身则可升阳举陷，勃举阳物。人禀天地阴阳而生，世间万物皆同，因此治病即是治阴阳。又如当归一物，“当归，当归也”，夫离家三年，妻望其归，阳归于阴谓之当归。正如人身之阳入于阴而行阴，奉心化赤遂为血。再比如辛夷，古人谓之“迎春”，如与其他草木一起，必定长势最高，故其性善升；花性轻扬，而脑鼻亦居人身之高位，故可散脑鼻间风寒。凡此种种，草木金石，或以产地论，或以性味论，或以喜恶论，必定有所偏倚，自能纠人身之偏。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