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外交.pptVI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府总理26年，兼任外交部长8年钱学森曾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外交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思想和平共处万隆精神应在共同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求同存异平等的国际经济合作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和平共处1953年，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周恩来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与会各国的普遍赞同，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至今仍是指导各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新中国建立后，周边国家一度对中国怀有很深的疑虑，缅甸曾一度出现“中国威胁论”。1954年缅甸总理吴努曾坦率地说：“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针对缅甸的疑虑，周总理先后9次访问缅甸，与缅甸领导人推心置腹地长时间深入交谈。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历时70天，广泛交往亚非朋友，维护和加强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这无论是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为赶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中国政府包租一架印度飞机，但周恩来未能按原计划到香港乘机，代表团的先遣人员搭乘该机前往印尼。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特工收买了香港机场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尾处偷放了一枚定时炸弹，飞机中途发生爆炸。毛主席闻讯后打电话给周恩来，劝阻他为安全起见，改变计划不去赴会。周恩来考虑到会议的重要性，仍然决定出席会议。求同存异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和与会各国之间的共同点。他说，中国与亚非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共同基础就是“我们都经受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应该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一席话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也在历史上被称为“万隆精神”。钱其琛评价说：“周恩来同志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他因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被誉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1936年他通过与张学良、蒋介石、国民党内部、苏联及共产国际等多方的有效沟通，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54年他通过与印度、缅甸等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沟通，推出了享誉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年他通过曹聚仁、陈诚等人与蒋介石秘密沟通，促成“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独立自主周恩来说，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即便是在处理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周恩来也经常强调，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至今仍在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国外学者认为，反帝和反霸是周恩来外交的根本立场，代表了周恩来“革命性”的本质。一直到晚年，即使在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他仍然高举“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旗帜。罗纳德·C·基思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里分析说到，周恩来坚持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建立牢固的联合，既表明了中国的正义立场，又是“一种战略方针”，它使中国得到更大的战略选择余地，改变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外交风格睿智敏捷惊人的洞察力与记忆力体贴关怀文明古国政治家的君子气质善于协调沟通宽宏包容，胸怀广阔外交风格魅力儒雅真挚素质灵活沟通修养1、1950年1月首次赴苏联协助毛泽东签署《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实行的政治压迫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争取了有限的经济援助。2、1953年12月31日与印度政府代表谈判协商关于西藏驻军通商等问题，首次提出了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所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1954年4月—7月首次以政府首脑的身份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时也是首次以五大国身份出席旨在解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会议。4、1955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