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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格局下的华夷一家

摘要：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盛世，儒家民族观

“大一统”的观念根深蒂固于这一不朽的格局。通过对隋唐时期“华

夷一家”这一儒家思想的认识与学习，深刻体会其指导下统治者所

制定与实施的民族政策，进而了解盛世格局下的民族关系，进一步

理解隋唐“大一统”的民族观。

关键词：儒家民族观；民族政策；民族关系

儒家民族观是指在传统儒家思想观点的影响教化之下，形成的

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的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也

称夷夏观或古代民族观。

儒家民族观源于先秦时期，经历两汉时期的长足发展至魏晋南

北朝时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并日趋强化。及至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

隋唐时期，各民族长期交往，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与纷争，

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交流与融合，传统的夷夏观历经风雨沧桑，其

内涵亦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传统的夷夏对立观已不再适应时代

的需要，恰恰相反，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儒家民族观日渐深入人

心，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一、隋唐儒家“天下一家”民族观

儒家民族观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华夷格局，当时“五方之民”以

语言、服饰、生产方式及生活习俗等相区分。(《礼记·王制》有

载：“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

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

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

粒食者矣。”）先贤大儒以“礼分华夏”摒弃这一弊端，强调“华”

和“夏”最主要的是文化的不同，用儒家礼仪区分华夏。但需要注

意的是华夏之分并非绝对是一层不变的，正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

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华夷之辨只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

水平的认识与区分。［2］

而至汉代，董仲舒、何休等大儒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确立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地位，“大一统”的民族观从

西汉武帝时起逐渐为世人所接受。而隋唐时期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

黄金盛世，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大动荡与纷争，各民

族不断迁徙、杂居、混居，交往交流日益加强，民族之间的误会与

障碍日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民族趋同与民族融合的不断加强。而

隋唐本就是统一的盛世格局，胡汉大迁徙的结果导致汉中有胡、胡

中有汉的民族分布格局。［3］与此同时，自汉而兴的“大一统”观

念已根深蒂固，伴随着隋唐盛世这一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局面的形

成，统治者着眼于天朝上国的统治理念，更加倾心于“华夷一家”

的民族观。隋炀帝说:“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

性灵。”［4］突厥启民可汗也曾“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5］

唐朝开国之君李渊曾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6］贞观十八年

(644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

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

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7］贞观二十一年又言曰：“自古皆贵中

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8］其曾自

我评价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

成功过之。”［9］自古历代君王无一不是野心勃勃、雄心壮志之辈，

正所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唐文宗也提出了“海内四极,

惟唐旧封;天下一家,与我同轨”［10］的思想。

二、隋唐大一统格局下的民族政策

所谓民族政策是指统治者为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而采

取的相关的措施与策略。

总的来说，在这一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格局下，隋唐时期的民

族政策呈现出兼容并蓄、开明开放的特点。隋唐时期各民族交往交

流密切，不仅王朝境内各族联系日益紧密，而且周边番邦及海外之

国不断遣使来朝，这也得益于这种空前开放的民族政策。

隋朝虽仅有几十年时间，但两位皇帝特别重视对外联系交流，

不仅不限制与海外周边各国贸易往来，而且大大鼓励对外经济交流

与合作，颁布诸多诏令文件鼓励化外之民远来天朝往来贸易、繁衍

生息。及至唐朝，唐太宗奉行“爱之如一”的民族观，在大一统思

想的指导下，不断加强对边疆各族的管理与开发，更是被边疆各族

尊称为“天可汗”。统治者抛弃狭隘的“夷夏观”，忽视“夷夏之别”，

强调“以夏变夷”，正所谓儒家所云“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

之”。通过和亲政策增强彼此兄弟情谊，并将中原先进的文明传播

到边疆蛮荒之地，通过教化促进民族交流融合。对于不服从中央统

治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隋唐统治者主要采取遣使招抚并恩威并施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