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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

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

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

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

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

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

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

“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

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

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

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

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

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

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

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

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

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

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

至也。

〔注〕吁俞：《尚书·尧典》：“帝曰‘吁！咈哉！’”吁（狓

ū须），感叹声。《尚书·尧典》：“帝曰‘俞’。”俞，犹言“然”，

表示应允。“故孔子”句：《尚书》传为孔子所编纂。《吕刑》被

收入，故云：“孔子犹有取焉。”皋陶（狔á狅姚）：尧时的士官，

狱官之长。四岳：族中首要，主四方名山大岳之官，因有四岳之称，

可以参议政事。鲧（犵ǔ狀滚）：尧的臣子，传说乃大禹的父亲。

方命：《汉书·王商传》引作“放命”，即“弃命”。圮（狆ǐ丕）族：

即“毁族”。见《尚书·尧典》。宁失不经：意为宁愿承担失刑的罪

责。不经，谓非常之罪。见《尚书·大禹谟》。祉（狕犺ī支）：喜。

遄（犮犺狌á狀船）：迅速。沮（犼ù巨）：止。见《诗·小雅·巧言》。

宋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二十二岁的苏轼应礼部试，写了

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详定官是梅尧臣。

梅主张取为第一名，欧阳修也很赏识，怀疑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所作，

考虑到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没有注

明出处，最后决定取为第二名。及入谢，欧阳修问到那两句话的出处，

“东坡笑曰：‘想当然耳！’”（龚颐正《芥隐笔记》）由此可见，

即使写这种严格的应试之文，才华横溢的苏轼也是不排斥丰富的想像

力的。

试题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

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

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

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

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

“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

吕侯。所谓“祥刑”，意谓用刑须审慎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

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

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

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

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呢？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

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赏罚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轻重的分量，也难

以掂得很准。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拈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

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

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

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