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民土地资产性收入：权益困境与破局之道.docx

聚焦农民土地资产性收入：权益困境与破局之道

一、农民土地资产性收入，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我国经济腾飞、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土地价值日益凸显，本应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但现实中，农民的土地资产性收入却仿佛被一层无形的玻璃罩隔绝，看得见，摸不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可观，租房收入更是常常扮演重要角色；反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不仅占比微乎其微，仅约2.63%，且主要来源于存款、债券利息这种收益微薄的途径，来自土地的资产性收入少得可怜。

就拿土地流转来说，许多农户由于非农就业稳定性差，对流转承包地顾虑重重。一方面，担心流转出去的土地难以收回，宁愿选择亲朋好友、本村大户这类信任的流转对象，以口头协议象征性收取少量甚至无偿的流转租金；另一方面，面对农业企业较高的承租租金，又因企业用地规模大、流转期限长，害怕自身权益受损而不敢出租，使得土地流转受限，规模效益难以实现，资产增值受阻。

再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其流转更是困难重重。法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限制严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能在特定情形下使用建设用地兴办企业，使用权流转也局限于特定范围，国家征地成了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唯一法定途径，农民无法自主开发或自由流转，土地财产权益大打折扣。宅基地作为集体建设用地的重要部分，同样面临困境，一户一宅且禁止城镇居民购房，流转仅限村集体内部，即便有高价交易机会，也因缺乏法律保护而让农民望而却步，经济价值被严重束缚。

二、权益缺失的“元凶”究竟是谁？

（一）征地补偿“拖后腿”

征地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是农民土地资产性收入缺失的一大关键因素。当前，征地补偿标准往往依据土地原用途，按照被征收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一定倍数来计算，看似有章可循，实则弊端丛生。

一方面，这种静态的补偿标准完全忽略了土地的潜在增值空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速，被征土地周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逐步集聚，土地价值呈几何倍数攀升。可农民拿到的补偿金，仅仅是基于过去农业用途的微薄估算，与土地未来可能产生的巨额收益形成天壤之别。就好比一颗即将在城市繁华核心区发光的明珠，却被当作普通石头贱卖，农民只能望“地”兴叹。

另一方面，征地过程中的增值收益分配严重失衡。地方政府凭借土地一级市场垄断权，低价征地后高价出让，获取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等；开发商也在房地产开发等环节赚得盆满钵满；而作为土地原主人的农民，却仅能拿到少得可怜的补偿，在这场财富分配盛宴中沦为边缘人，失去了分享土地增值红利、增加资产性收入的机会。

此外，征地程序的不透明、不规范，也让农民的权益保障大打折扣。从征地项目立项、审批到补偿方案确定，农民往往缺乏知情权、参与权，甚至在未充分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土地就被强行征收，导致后续纠纷不断，农民不仅财产受损，还陷入维权困境，资产性收入更无从谈起。

（二）土地流转“卡脖子”

土地流转市场的诸多不完善，紧紧卡住了农民土地资产性收入增长的“脖子”。当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不成熟，缺乏统一规范的交易平台与信息共享机制，供需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想转出土地的农户，由于不清楚市场行情，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只能在狭小的熟人圈子里流转，价格普遍偏低；而有农业规模经营意愿的企业、大户，又难以精准对接零散的土地资源，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价格形成机制的不合理，同样制约着农民收益。土地流转价格未能充分反映土地肥力、区位、市场需求等关键因素，在一些偏远山区，优质耕地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流转价格被严重低估；而城郊结合部的土地，虽极具开发潜力，农民却因缺乏议价能力，无法获得与之匹配的高额租金，土地资产价值难以实现最大化。

农民自身对土地流转的顾虑，也削弱了其获取资产性收入的动力。受传统观念束缚，不少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担心流转后失去生活保障，即便有闲置土地，也不敢轻易流转；加之农业经营风险、流转合同履约风险的存在，使得农民在土地流转时畏首畏尾，错过资产增值时机，只能守着土地维持微薄的农耕收入。

（三）产权制度“不清晰”

产权制度的模糊不清，宛如一团迷雾，笼罩着农民的土地资产性收入之路。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看似明确为集体，但在实际操作中，“集体”概念虚化，究竟是村委会、村民小组，还是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权利，界限不明。这就导致土地处置、收益分配等关键权力缺乏明确行使主体，容易滋生内部利益输送、权力寻租问题，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土地权益被架空。

农民土地产权权能受限，也是一大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虽赋予农民一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收益权，但抵押、担保等权能受限，使得农民无法以土地为抵押物获取金融机构贷款，用于农业扩大再生产、投资创业等，土地资产难以盘活，增值潜能被封印。

宅基地产权制度同样存在缺陷。严格的一户一宅政策与村集体内部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