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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民间活态儿童文学中的童谣

童谣是一种“歌谣体”诗歌，原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个种类，也是儿童文学的一个种类。主要在儿童中流传、具有儿童喜闻乐见特点的童谣，历史极其悠久。民间童谣基本上没有很明确的范畴和界限，凡是民谣中适合孩童听与唱的歌谣都可以归类为童谣。民间童谣内容或深或浅，有的内容儿童是能够欣赏的，有的内容或许儿童欣赏不了，但儿童却是可以念诵的、吟唱的。民间童谣的创作者未必是儿童，不论是成人为儿童制作，或是本属于成人的歌谣，只要儿童乐于接受或模仿，而又活跃于儿童口耳之间的，都可以将它视为童谣。

民间童谣通常带着浓厚的地方特色，音节和谐，富有极强的节奏和独特的韵律，形式一般较简短，读来朗朗上口。民间童谣多带滑稽性、喜剧性，诙谐幽默，欢快明朗，和儿童迅速成长的存在状态相一致，有着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一九二三年一月，胡适就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过：“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国学季刊

中国关于童谣最早的记载，当是《列子·仲尼》篇：“尧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童谣实际产生、流传，当比上述记载要早得多。贵州地域是中华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根据推想，有人类就有语言，有语言就有韵文，有韵文就有歌谣，有歌谣就有童谣。比如贵州民族民间多元族群共生的古老的“催眠童谣”、“时政童谣”（“谶谣”）、“风俗童谣”、“劳动童谣”、“生活故事童谣”和幻想色彩较浓厚的“童话故事童谣”等等，其“原始性”成分就很浓。如黔东南部侗族民众中流传的催眠童谣《哄儿歌》，劳动童谣《快长》《手拉手》。从三首童谣两字句和三字句的句式形式和其内容反映的原始社会的生活、劳动分配方式等文化蕴涵来看，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童谣作品之一。贵州民族民间童谣十分丰富，类别就有近三十种之多。其最古老的作品，既可以上述推论，也可以说明，处于人类童年时代的贵州原始初民，以及尚未开化、半开化的乡野村夫，精神上文化上的趣味或近似儿童，其歌谣总体上是有着某种“儿童性”的，是非常宝贵的“原生活态儿童文学”之一。

一、贵州民族民间童谣文化蕴涵丰富

贵州民族民间童谣的蕴涵极为丰富。它是民间口头韵文学，属民歌的一种。在贵州民间，童谣以原生活态的状况自由发展着。原生活态的状况，指童谣的传递是在伙伴中特别是在伙伴的游戏中进行的，它的传递交流着声音信息、肢体信息、表情信息等，所以它集伙伴智慧，具生命活力，存集体共性，去个性风格，带变异性质，无固定“版本”。贵州传统童谣是民间文学，是非官方、非主流的文化形态，主要使用口语创作，主要受体是没有多大文化的劳动大众和孩童，因而更多地反映下层劳动者和孩童的生活，表达下层劳动者和孩童的情感和他们的审美情趣。这些都在童谣内容中反映出来。如黔东北部“生活故事童谣”《吃黄鳝》，黔中部贵阳“谶谣”《鸡毛飞上天》，黔东北部“风俗童谣”《爆虼蚤》等，既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艰辛和苦难，也反映他们不屈的抗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特别是将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劲质朴和儿童天生的蓬勃向上精神统一起来，色调明朗，显示出这一植根于民间厚土的艺术生命活力。即使是进入了文明社会中，贵州民族民间童谣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在“没有多少文化”、“半开化”的孩童中流传，而且其传播方式在相当一部分孩童中主要是第一传播媒介——口头语言。因此，童谣的叙述方式自然主要建立在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念”、“诵”、“唱”、“听”的传播方式基础上。因为贴近民间口语，贵州民族民间童谣和方言的联系非常紧密。

欧洲人编童谣集的通例，将童谣分为“母戏母歌”与“儿戏儿歌”两部。以母亲或儿童自己主动为断，单言“童谣”，兼包两种，与“母歌”对举，则为儿童自作自唱之歌（参见钟敬文先生《孩子们的歌声》序）。“母戏母歌”即所谓抚育孩童的歌，也称“母歌”、“育儿歌”、“抚儿歌”。“母歌”是母亲用来哺育孩童成长的最普遍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也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早接触的文学形式。自有人类，就有“母歌”。孩童一出世，母亲便要将他楼在怀里，为他歌唱，这就是最早的童谣，即“母歌”。如黔东南部侗族中流传至今的催眠童谣《哄儿歌》，就是一首产生于侗族民众中的反映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妇女抚育孩童的古老摇篮曲，堪称世界最早的摇篮曲之一。《哄儿歌》全诗只有两句：“啊哈哈/怜爱啊”。这两句歌词只有“怜爱”两个音节是有实际意义的，内容单纯，用韵柔和，不用响亮级韵。它把我们带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母亲，将自己的孩童放于藤蔓编织的摇篮之中，轻轻摇动，轻轻哼唱“催眠曲”，这摇篮犹如母亲的怀抱，孩童享受着温馨、柔和的声音和轻轻地摇动，感到了环境的友善、安全，产生了对环境的信赖感。在这环境的作用下，孩童安静地、慢慢地入睡了。当然，《哄儿歌》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