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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杨雪冬

摘要：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险数

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如何应对风险？西方三大风

险研究范式——文化、治理性、风险社会—已被引介到中国，其中又以吉登斯、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最大。与后现代的西方去民族国家偏重个人化应对

风险不同，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并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的同时，相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

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各类风险和灾难性事件频繁发生。此时，若我们缺

少自己本土化的理论，就如同航海者没有罗盘，旅行者没有地图。目前的中国情

形，正是如此。

——我们依然停留在引进外国研究成果的水平，在应对措施上，也依然常常

对西方亦步亦趋。但现实告诉我们，不对庞大的转型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进行系

统分析，不对解决风险的理念、方法、机制进行中国化的思考，就会成为西方“风

险社会”理论带来的最大风险。

一、西方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

在风险研究中，大致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一是以玛丽·道格拉斯为代表，

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二是艾瓦尔德等人借助福

柯思想而提出的“治理性”理论；三是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

玛丽·道格拉斯把风险意识看作是人们应对紧张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可以

找到抱怨或指责的对象。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认知手段和保护方

式的基础上的。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一种在当代西方社会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

风险主要被用作抱怨的借口，“有风险的”群体或制度被视为危险的。有“风险

的”他者会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或所从属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象征性形态产生威胁。

对风险的理解必然是通过文化假定完成的，因此是共同分享的惯例或期望，而非

个人主义的判断或个体决策者的“认知”帮助。风险在解释出错的事情或可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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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幸时起到了“辩论资源”的作用。而且由于与科学的中立性有关，风险已经

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对风险的“原罪”和“禁忌”看法继续使

人们认为来自非西方社会的“他者”是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对环境破

坏的担忧并不是来自环境威胁的不断增加，而是由于边缘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削

弱了社会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边缘群体被迫使用生态灾难的手段来保护自己。

“治理性”论者利用的是福柯思想。他们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一个巨大

的专家知识网络已经形成，与之相伴的是围绕这些知识的建构、再生产、传播和

实践而出现的各种机器和制度。这是现代自由主义政府体制出现的结果，它强调

维持秩序和规则依靠的是自愿的自我训戒而非暴力或强制。因此，风险被理解为

政府使用其训戒权力的一种战略，用来控制和管理人口，以最好地实现人道主义。

随着社会的“规则化”，那些严重脱离规则的人就被视为“带有风险”。主张这个

理论的学者更强调在政府话语或战略中“风险”的地位和作用。与“风险社会”

理论者类似，一些“治理性”学者也关注风险的自我管理以及不断提高的风险“私

人化”。但是他们很少谈到大型组织在哪些方面应该对风险负责，而这又与“文

化”理论者和“风险社会”理论者有所区别。

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利希·贝克、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

险社会”理论家们的分析，侧重于后现代社会中加深人们对风险关心程度的宏观

结构因素。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性条件下，风险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全球化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