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与展望.doc

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实状况与展望

起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体首席研究员,宏观室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一、中国乡村治理主要问题概述（一）乡村治理基础性认识问题乡村治理本质是乡村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源包含社会文化习俗、政治经济制度、自然资源及财富、政府及各类公共机构财政及服务能力等。保障经济高效运行、社会权利平等以及社会关系友好，是社会治理基本目标。经济高效运行基础是相对明晰完整财产权制度。通常，限定在竞争性领域，私有财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高效运行。但很多国家只是在法律文本上支持这种制度，而社会治理方式则容忍对财产权多个侵害。社会权利平等包含就业机会平等、受教育机会平等，政治意愿表示平等、基本生存权利平等等。这些权利平等会给人们提供相对公正发展机会，但却未必一定能确保人们更为看重“经济平等”。以货币价值衡量三类经济平等有很不相同意义。可支配财富占有平等、收入平等与生活消费平等，这三者意义很不相同。在一个相对公正社会里，反应这三种平等基尼系数会依次降低，即一个社会可支配财富占有基尼系数能够高一些，但生活支出基尼系数应该低一些，这意味着富人将自己一部分收入用于投资，没有用于消费。投资意义不但有私人价值，也有社会价值。所以，仅仅用财富占有基尼系数来反应社会平等情况是有缺点。收入平等不但要看年收入差距情况，还要看单位劳动时间收入情况，比如中国城镇年收入差距显著大于城镇居民单位劳动时间收入差距，即城市居民劳动时间要长于农村居民。这个道理不清楚，就会犯政策导向错误。社会友好或稳定绝非只是社会不发生反抗法律秩序冲突，尽管很多人对社会稳定做这么了解。在收入水平低下、经济部门权力与公共权力高度融合社会共同体内部，通常会存在严重人身依附关系，且这种关系往往独立于文明社会通行规则，而具备奴役性。这种关系在落后农业社会是通例，民主选举等当代文明规则实际上极难嵌入，村庄轻易产生封闭性。假如有城市化条件存在，村民进入城市是逃离依附关系主要路径。在城市，假如无收入、低收入人群没有得到就业与社会保障支持，这些人群会边缘化，会依附于黑社会力量，并腐蚀警察力量。若存在上述条件，城镇社会不友好会是常态。当发生政府财政危机、收入分配不平等引发普遍埋怨时，一旦有偶然原因诱导，社会就轻易产生民间与政府之间有组织反抗。（二）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治理特殊性当今世界有各种不一样乡村社会类型，如欧美高度专业化乡村社会，南亚及非洲部落型乡村社会，拉美政商精英控制下庄园制农村社会。后两种农村社会处于迟缓改变之中。中国乡村社会不一样于这三种类型，大致有以下特点。1.村级“政社合一”。中国在1958年开始推行“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制度，即公社将生产与社会管理统一掌握到政府组织手中。1964年之后，这个体制将一些管理权力逐步下放到生产大队、生产队，最终于1980年代解体。今后，我国村一级“政社合一”体制长久未变，只是详细形式在各地有所差异，比如，有村土地管理职能被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共享，其中重心又有所不一样。2.在村级“政社合一”体制中，不论农业用地产权还是公共土地产权，都归集体全部，实际上是一个“小区共同共有产权”。1980年代中国农村实施耕地承包制，土地产权实际上在村社与农民家庭之间实现了分割，分割后权利配置重心在各地又有所不一样，农户土地财产权强度不高，权利边界不清楚。3.农村自主经济组织不发达。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有鲜明官方推进色彩。合作社数量庞大，恰好证实合作社意义不主要。真正运行规范合作社数量极少，应该不超出总量5%。对比欧美农民合作社，中国合作社对农村小区服务功效基本没有。其余当代类型农民自组织系统基本没发育。4.在“政社合一”体制中，农村小区公共服务财务支出标准上由村社自己负担，但实际上政府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只是没有形成正式制度安排。取消“三提五统”后，集体经营收入、乡绅捐助、“一事一议”收费成为村社支出主要资金起源，但均未形成稳定收入，更未建立好公共财政规范。5.在“政社合一”体制中，我国有村长直选这个制度安排。不过，官方安排了一系列做法，基本确保了村党支部是主要公共权力行使机构，村委会在多数情况下受党支部节制。这种格局下民主选举制度与城市惯行民主制度并无主要区分。6.村委会设置层级通常与农村宗法共同体单位不尽一致，但村民小组设置层级与宗法共同体单位有较高重合性。因为历史上人口迁徙原因影响，这种这种重合性在北方与南方地域也有较显著差异，南方一些地域重合性更强。按照Dunbar指数关于熟人社会理论，村民小组或“五服”规模宗法共同体，均大致符合熟人社会定义。于是，在规模上超出宗法共同体村委会选举时，通常会产生宗法门派竞争，或其余类型候选人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