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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的神性媒介

——媒介文艺学献疑

偶尔关注了一下文论界关于媒介文艺学的热议，不禁哑然失笑了。原来年轻的后生们竟然把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d)的《理解媒介》奉为圣经了，而这本书主要研究的是“电子人”，麦克卢汉提出了四个关于媒介的理论：“地球村”“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冷媒介与热媒介”，它是六十多年来人类信息传播的一个动态描述，基本是一个工具论的视角。但是如果只有工具论没有价值论的建构，其理论的合法性是可疑的。把一个产生于1964年的新说拿来谈论一种古老的人类文学形态，显然是少见多怪了。事实上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一直都有哲人在不断地反思技术理性泛滥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尼采与海德格尔。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以及《偶像的黄昏》等多部著作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是科学苏格拉底主义是对悲剧的毁灭性打，而尼采意义上的悲剧实质上是对酒神精神的弘扬，打击了悲剧就是打击了人类生命的神性、诗性与审美性，这是西方哲学第一次对技术理性的深刻反思。海德格尔则在《林中路》和《艺术作品的本源》等著作中进一步反思技术理性，他深深体会到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人的生存世界的危害。他的思考的一条重要的入手处，就是对机器技术社会化造成的人心惶惶的批判的反思。而且他对现代技术的考察，比其他任何浪漫哲人都要深入得多，这因为他把技术科学的勃兴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迷误联系起来了，认为科学是现时代的根本现象之一，它的必然结果就是蔓延机器技术的统治。由于技术的出现，世界图景被重新设定，一切都成了研究、计算的对象。最突出的就是，艺术成了美学的考察的对象，诗成了技术分析的对象，结果，整个世界出现了非神化现象，神性的光芒从世界历史中消失，人生在世的留居丧失了根基。技术统治世界的的最大后果就是人生的非诗化因为它遮蔽了神性从而也消解了诗性。所谓“诗意的栖居”本质上是对抗技术统治的一次悲壮的努力，回到神性也就是回到诗性。

这样，问题就回到了本文的话题。媒介之说古已有之。在人类的原始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萨满”的宗教思维方式，萨满的英文Shamanism源自北美印第安人，通古斯语萨满(Saman)旧译为“兴奋狂舞者”，我以为其实也可以译为“无所不知者”，因为这些萨满的行为本质上是充当“神人之媒”，有学者解读为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或使者。在神与人之间传递消息。而这种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媒介就是传递信息，萨满的语言，通常的叫法为“宇宙语”、“上方语”，民间也叫“鬼话”。使用这种语言，萨满与灵界沟通，传递人类的祈求与神灵的指示，所以萨满也叫“灵媒”。萨满不是宗教，他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巫术，巫又可分为灵媒、巫医、驱魔者、占梦者、求与者等，他们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与另一个世界的福灵沟通。灵媒是人神交流的媒介，也是神的代表。《说文》谓：“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从有关金文、甲骨文字形可知，在上古时代，巫、无、舞这三字本为一字，一字而三义：就巫术施行主体而言是巫，就巫术操作方式而言是舞，就巫术本质特征而言是无，也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或道。古代巫师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擅长于“舞”。《尚书·伊训篇》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有疏云：“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周礼·春官宗伯》载：“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汉书·礼乐志》记载：“《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于上帝，以配祖考’。昔黄帝作咸池，……禹作夏”。“夏”又称“大夏”。《路史发挥·论史不记少昊》记载：“舜歌九渊以美禹功，禹因之为大夏”。大夏不仅是一种乐，亦是一种舞。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之’”？《周礼·大司乐》亦载：“舞大夏以祭山川”。可知这些上古时代的大巫都是歌舞全才，说他们是最早的艺术大师，开创了人类早期的“神性媒介文艺学”应无问题。相传伏羲始作八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周易作为一部巫术卜筮之书，它也是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歌集(参看黄玉顺著《易经古歌考释》)，可证古代灵媒的文艺性质。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媒介的本质究竟是工具论的还是价值论的？答案显然是在后者。尼采与海德格尔哲学现代大哲之所以严厉批判技术理性的泛滥，究其根本是对神性与诗性的呼唤。文学艺术在本质上是贴近巫术而拒斥技术的，在精神上是靠近神性而从而张扬诗性的。如果文学背离了这些初心而在现代技术花样上一骑绝尘，终将断绝了文艺的源头活水。而上古媒介本来就是传递神性的，现代媒介则仅仅是灌输人性的。随着文化的沉沦，其实人性已经多有不堪。回归神性，呼唤诗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