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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贫民的生活救助研究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贫民；生活救助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城市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助工作。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救助标准较低，救助覆盖面也不够广，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是，客观来看，这一时期的生活救助工作还是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不仅初步解决了城市贫民的吃饭问题，还使他们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活中都逐渐建立起对新政府的信心，客观上安定了社会秩序，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活救助也可称为生活救济，原义是指国家对生活在国家法定或当地法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下的贫困人员进行现金和实物救济的一种社会救助项目。［1］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社会救助这一概念还未广为人知，但是，这一时期新中国政府在救助城市贫民生活，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已有部分研究者给予了关注①。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城市贫民问题所采取的救助政策、救助方法以及取得的救助成效，以期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借鉴与思考。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巨变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思想、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急速的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各个方面错综复杂的结构调整，而这一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就是贫困。国内部分学者已对这一时期的贫困现象给予了关注与解读。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本文中以北京市为例所论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贫困状况，主要理解为衣物、食品与居住等基本生活要求的困乏，可以说是一种绝对贫困的认识。这种贫困状况不仅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状况。

以北京市为视角来看，这一时期城市贫民不仅数量大，而且贫困程度深。

北京城市解放以后，在市政府的组织下，市公安局对全市人口进行了粗略调查，以当时的北京第十六区为例来看，十六区地处北京市郊区，是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调查，区内贫民无法生活的约“占总人数的％”。［2］或许这个统计数字比较粗略，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当时全市人口约2004807人，［3］其中失业、无业人口有40万—50万，约占20％。这两个数字互相印证，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时期北京城市贫民的大概数量约占全市人口的20％左右。贫困程度也是衡量贫困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对城市贫困居民的调查，很多人不给予救助就无法生活下去。例如，北京“福长街二条，一家有六七十岁的老两口，老头病着，专靠老婆讨饭为生，讨多少就吃多少，要不到只有饿肚子”；“在同一胡同内又有一家有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每天捡煤外，别无可做，终日不得一饱”。［4］

很多无法维持生活的城市贫民“是摆小摊贩卖零食的、手工业工人、蹬三轮、开小店、理发等为业，还有一部分是推排子车的，拉洋车出卖零星苦力、耍手艺、贩菜、卖报、拾箪、捡煤、变戏法、唱大鼓、耍马戏的，大部分都是过着很贫困的日子，有的因失业终日不得一饱，或因无生产条件，生活无着落而乞食者”。［4］以三轮车夫为例，三轮车夫多数是收入低廉、生活困窘的城市贫民。据统计，北京“三轮工人，原每日收入平均在两万元左右”①，“现在每日收入平均下降一半，原来收入就少的，只能拉到两三千元，交了车租，就吃不上饭”。［5］

无法维持生活的城市贫民中不断有人选择自杀的道路。1950年，北京“7、8月份调查城区7个区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有13件”，［6］贫穷、失业、疾病等等问题无法解决，使很多人的生活陷入困境。1952年统计，城市中因贫困而自杀的人数呈有增无减之势，1952年2月—6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城市因无法维持生活而选择自杀的人数达到97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非官方统计，并不全面。从下面统计列表中还可以看出，因生活困难选择自杀的人，占较大比重的是家庭妇女、无业人员、农民、小贩和工人，而受到政治冲击自杀的人数反而不多。

注：表中债务逼迫系指小贩资本和因生活借债而言。

资料来源：《1952年2月—6月份因生活困难自杀统计表》，北京市档案馆，196-2-215。

这一时期，在北京城市中挣扎在贫困生死线上的家庭究竟有多少，并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数字，但是，从这些让人动容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形势的严峻性。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中所面临的贫困状况，不仅关系城市贫民的生存，而且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能否有效地缓解贫困，稳定社会，也是对新政权的一个严峻考验。

二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民生活的措施有很多种，例如生活救助、失业救助、以工代赈等，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城市贫民的生活救助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