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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以自镇”；或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正是这种执着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原之敬王，何异孟子？”之重”。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即指此而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着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体，“发愤以抒情”，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执着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还采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元“为骚文数十篇”；清初王夫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纪，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