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杉的故事.docx

水杉，是一种古老得令人惊叹的植物。回溯到遥远的中生代白垩纪，那时的地球气候温暖湿润，广袤的大地上，水杉家族曾无比繁盛。它们高大挺拔，身姿雄伟，在北半球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是当时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

然而，随着时间的巨轮无情转动，地球经历了多次翻天覆地的地质变迁和气候骤变。无数的物种在这残酷的自然筛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水杉家族也未能幸免。在漫长的岁月里，水杉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绝迹，只留下一些化石，静静地诉说着它们曾经的辉煌。人们以为，水杉就如同那些灭绝的恐龙一般，永远地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1941年对于水杉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日本京都大学讲师ShigeruMiki博士建立了水杉属的化石属名Metasequoia，也是在这一年中山大学干铎教授亲眼目睹了水杉的真容。两年后，我国著名林学家王战先生在途经万县，听闻湖北利川磨刀溪有“神树”，亲赴此地并采集标本，这也是水杉有据可依的第一次“走出大山”，当时该标本被鉴定为水松Glyptostrobuspensilis。

1945年是水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战先生托中央大学森林学系技术员吴中伦将一份标本转交至该系郑万钧教授，郑万钧教授发现了它的独特之处，认为它是一个新类群，经与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韩安一同研究后，将其定名为Chieniodendronsinense。1946年，水杉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一年，郑万钧教授二派研究生薛纪如赴磨刀溪采集标本。同年，水杉的标本辗转到了北平静生生物所所长胡先骕的手中。在助手傅书遐的协助下，胡先骕初次将该标本鉴定为三本茂发表的化石名Metasequoia，并拟用Metasequoiasinica命名，相应手稿寄给《中国地质学会志》，于12月正式发表。

次年该种在国内外先后进行了报道，受到国内外众多科学家的追捧。同年，郑万钧首次派助教华敬灿赴磨刀溪采集水杉种子，采集的种子被寄往国内外植物园和科研机构，随后这些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1948年，水杉学名在几经变更后，最终以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HuW.C.Cheng的名称正式发表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HuandCheng,1948）。七年时间，植物学家让水杉走出大山，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在百万年前“灭绝”物种的存在。

此后，科研人员围绕水杉的种群现状开始了详细的调查。1948年，郑万钧和曲仲湘在利川调查出水杉原生母树1000余株。1960-1962年，张卜阳调查出胸径26cm以上大树1224株,幼树2200余株,并报道了百余株水杉惨遭砍伐的现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省先后两次对利川境内水杉进行了全面调查、编号和建档，统计出水杉原生母树5746株，加上湖南省龙山县分布的3株水杉和重庆市石柱县分布的28株水杉，水杉原产地共有原生母树5779株。2002-2004年，湖北省古树名木普查建档项目调查出利川地区水杉母树5360株。1983-2003年的20年间，水杉原生母树共死亡386株。

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利川境内水杉原生种群个体数共5663株，已死亡33株，现存活5630株，其中40株濒临死亡，465株处于衰弱状态，水杉原生种群个体数量正呈现逐步减少的趋势。鉴于水杉原生种群的现状，202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将其评估为濒危级别，2021年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继续将其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此时，可能很多人就会好奇：“既然水杉如此濒危，为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又随处可见呢？”这就与水杉繁育和栽培技术的提升密不可分。据统计，自1947年水杉种子首次走出国门，截止至2007年，在全球六大洲近50个国家均能寻觅到其踪迹。在国内，从东北的沈阳到西南的昆明，从西部的四川卧龙到东南沿海地区均有水杉栽培。即使如此，水杉种质资源的保护仍远远不够，这与早期的引种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利川市的谋道溪和水杉坝的少数植株存在一定的关系。此外，全球仅52个株系被引种，尚不及全部原生种群的1%。因此，即使水杉到处可见，原生种群的保护仍不可忽视。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长期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收集与迁地保育工作。水杉作为典型的亚热带植物，也是园区重点引种对象。然而，广州的气候条件似乎对于水杉“不太友好”，水杉在华南植物园的长势较为一般。影响水杉在世界上引种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温度，而生长的好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水分和土壤条件。华南植物园也将积极探索水杉自然栖息地生存环境的模拟，以期对水杉进行更好的保育。

如今，水杉已经在我国许多地方安家落户，成为了城市绿化、园林景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同时，水杉也走出国门，被引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全球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生物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