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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曹禺文章上的交往

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另一位大师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下，以他们的作品向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绽开了猛烈的进攻，堪称现代文坛双子星座。从结识曹禺到曹禺去世，60多年来，巴金始终似兄长般非常关切爱惜曹禺，他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先后发觉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家》等多部经典并赐予独特的崇高的评价，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雷雨》备受争议却被巴金特殊确定

一个年轻作者经过辛勤劳作，写出一部好作品，但无人发觉、举荐、评价，这对作者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精神打击。正如曹禺所说:“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作者)痛心的还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损害一个作者的自尊心。”《雷雨》的发觉就遭受过一段曲折。1933年8月，曹禺完成《雷雨》的初稿，将稿子交给正在筹备《文学季刊》的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交换过兰谱的结拜兄弟，他深知曹禺的才华，见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非常兴奋。他首先向谁举荐呢?第一个便是郑振铎。

1932年，靳以从上海复旦高校商学院毕业后，经友人辗转介绍，答应为北平立达书局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文学季刊》于1934年1月在北平创刊)，书店托付他担当主编。靳以自觉编这样的刊物，“资格和实力尚感不足，便去找已出名气，很有阅历的郑振铎一起合编”。

郑振铎一口答应，这样就有两个主编，第一主编是郑振铎。靳以将《雷雨》首先举荐给第一主编，不料郑振铎一看，“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但是，靳以并不甘心挚友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厚达数百页的剧本原稿没有人来理睬，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文学季刊》分工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李健吾看———《文学季刊》早期有一个编委会，“邀请了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等任编委，而详细工作多为靳以一人担当”。

编委会成员有分工，有的负责审读评论，有的审读剧本，等等。李健吾是清华高校西洋文学系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王文显教授的助教，在戏剧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当时誉满京都的话剧旦角。不料，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并不认可，“不愿举荐这个剧本”予以发表。

这就让靳以非常尴尬，靳以只好把剧本暂放在抽屉里。靳以的其次次举荐又失败了。恰在那时，靳以由于在《文学季刊》一卷一期重印时将一篇指责丁玲《夜会》的稿子临时抽掉(因巴金和靳以得知鲁迅先生对这篇稿子有些看法，便在刊物该期二次重印时抽了下来)，来不及告知另一主编郑振铎，得罪了郑振铎，“靳以有点怕他”。

由于这一状况，加上李健吾又不认可《雷雨》，靳以只好把剧本短暂放在抽屉里，既不退还给作者曹禺，更不能擅自作主发表，他在等待时机。不久，机会最终来到了。巴金从上海到北平来探望沈从文，住在《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14号，这个编辑部平常只有靳以一人工作。巴金前后住了几个月，并同时应邀兼任编委。

一次，靳以和巴金谈起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巴金主见还是要留意文坛的新人，组稿的面要宽一些，不确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或文坛上的名人，还要多多发表有才能的新人的作品。一席话提示了靳以，靳以随即告知巴金:以前周末常到我们这儿坐坐的文学青年万家宝，他写了一个剧本，放在我这儿半年多了，家宝是我的好挚友，我不好意思举荐他的稿子。巴金一听很感爱好，靳以立刻把《雷雨》的手稿交给了巴金。

巴金当晚一口气读完了《雷雨》，巴金曾在1940年《关于〈雷雨〉》一文中叙述读后感:“……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其次天，巴金就将这个剧本举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刊登完。

靳以第三次举荐《雷雨》获得了胜利，在巴金的力荐下，剧本很顺当地发表了。不仅如此，鉴于编委会建立之后几次在作品发表上编委之间发生冲突，巴金还建议取消编委会，“因他觉得编委看法多很麻烦，就作了这个建议。当然，他的名字也取消了，但他事实上还是和靳以一起负责编刊物。”〔2〕靳以当然表示赞成。于是，不但《雷雨》顺当发表，连引起《雷雨》发表争议的编委会也被取消。这件事意义非常重大，它为曹禺日后创作的剧本《日出》《原野》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文丛》上顺当发表创建了一个先决条件。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名剧《雷雨》的诞生，是巴金起了关键作用，巴金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鉴赏力，马上发觉了《雷雨》的价值。同时，曹禺挚友靳以的三次力荐功不行没，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位都是发觉《雷雨》价值的功臣，是发觉曹禺这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