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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心中的“乐活”

世界文化大师林语堂周游列国、学富五车,在促进中西方文化沟通方面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突出贡献。或许是距离产生美,林语堂对于中华民族的国民性理解,有着跟同时代文人迥然不同的关凝视角,那就是“乐活”国民。

林语堂有两句关于品茶的名言:“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欢乐的。”“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表面看来,描写的是茶趣,事实上却在阐述着中国人特有的“乐活”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深深植根于普遍国民性当中。

乐活(LOHAS)是英语LifestylesofHealthandSustainability的缩写,意为以健康及自给自足的形态过生活,是一种针对人类“健康衰退、心灵空虚、关系疏远、资源紧缺”提出新的健康生活方式。林语堂眼中的“乐活”国民,正是以其独特的关凝视角提倡着一种以知足常乐为底色的健康生活方式。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在林语堂心中,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处固存着他族鲜有的“乐活”基因,在“仓廪不实”与“衣食不足”的生存状态下,中国人照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潇潇洒洒。根据林语堂的理解,中国人固有的“乐活”特性,膺受于两千多年来儒道思想尤其是老庄哲学的浸润式影响,而这,从林语堂推崇老子、庄子、陶渊明、苏东坡、李渔等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超凡脱俗人物,亦可见一斑。

在国民性批判方面,林语堂与鲁迅有着明显不同,林语堂惯常选取“静看花开花落”视角,鲁迅则习惯采纳“金刚怒目式”指责,二者虽然迥异,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独立自强祈愿上却殊途同归,这类似于两个老师面对懵懂学子,一个摆出态度温和姿态,一个现出肃穆兮兮面孔。诚如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是为了“疗救麻木不仁的看客”一样,林语堂在《中国人》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可以把她(中国)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

“乐活”作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与中华民族特异性文化认同休戚相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虽然饱受外族劫掠与欺凌,可在族群文化认同上却大体呈现出主动、乐观、向上的“乐活”特质。这一点上,林语堂显现出比同时代文人更为敏锐的知觉和感受,他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有一种剧烈的亲和感,在其诸多散文篇什中毫不掩饰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激赏之情。

有如《吾国与吾民·知足》一文所写:“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运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华蜜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运用机器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肯定是不行靠的标准。故很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奇,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林语堂以为,衡量生活欢乐指数的标准中西方存在显明差异,这与主观感受攸关,与物质文明发展水平却没有太大关系。为证明该观点,他引用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句格言,还在文中叙写这样一段话:“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欢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种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留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留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切着欢乐的华蜜,这欢乐不是贫困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

再如《论西装》一文写道:“西装确可极量表扬其身体美,身材轻快,肥瘦停匀的女子服西装,的确占了便宜。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大多数的人着想,像纽约终日无所事事髀肉复生的四十余岁贵妇,穿起夜服,露其胸背,才叫人骇人动目。这种妇人穿起中服便可以藏拙,占了不少便宜。因为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同等,美者当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所以中服很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有道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在中西方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差异悬殊的时代背景下,林语堂非但不以身为贫弱中国人为耻,反而毫不掩饰其爱穿中装中服的“老大国民癖好”,如此“不爱西装爱中装”的文化认同,着实难能珍贵,其所彰显的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

林语堂思想深处烙印着“民为贵”的价值理念,对晚清、民国乱世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充溢深切的怜悯,对官场腐败则深恶痛绝,极力推崇韩非子的峻法治国。他在《贤能政府》一文中写道:“韩非子坚决主见设立一种神圣不行侵扰的法律,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权贵,下不欺庶民。”这种观点无疑与当前我国正在持续深化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合辙同韵,也与“法治之下没有‘铁帽子王’”“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职位有多高,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肃穆的追查和严厉的惩处”等反腐强音一脉相承。

当然,林语堂在褒扬国民“乐活”品性同时,不忘“把她(中国)的麻烦公之于世”,比如批判国民科学精神缺乏、公共精神缺失、徇私舞弊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