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发展研究综述.docx

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发展研究综述

理清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协调二者的关系，对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文章基于社区和区域尺度，系统梳理了关于自然保护地矛盾冲突和协调机制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社区尺度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资源利用受限、收入差距扩大、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和生态移民风险；区域尺度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约束和劳动力配置扭曲等。在协调机制方面，生态补偿、生态旅游和社区共管等手段得到了广泛实践和应用，但在多目标协同、多主体参与、资金保障和利益分配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据此，文章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优化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和强化社区共管机制等政策建议。未来研究可以构建总体框架以阐释不同尺度下的保护与发展作用机制，拓展宏观尺度的量化研究，并识别不同政策在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可行性和潜在挑战。

自然保护地对于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发挥着关键作用，受到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速开展重要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工程。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全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的目标。2024年，全国两会强调，要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为全年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可见，自然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直接关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和美丽中国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我国在自然保护地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3年底，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数量累计超过1.1万个，保护面积覆盖全国陆域面积的18%，形成了数量庞大且类型多样的自然保护地网络，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管理体制方面，“分级、分类、分区、分部门”的管理体系成为主导，遵循自下而上、分头设立的原则，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管理，由此造成权责分散、多头管理，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特别是在以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严格保护目标下，传统封闭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社区农户的利益和区域发展需求被忽略，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愈发凸显，从而制约了中国自然保护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步伐。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序推进，自然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也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一味追求保护地数量的增多与面积的扩大，也不再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自然保护地的唯一功能，而是注重保护与发展的协同，探索从“管理”到“治理”的思路转变，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正是一种关键探索与有益实践。国家公园体制以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强调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与全民公益性的统一，这意味着自然保护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协同，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保护。基于此，文章立足社区和区域两个尺度，在梳理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发展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矛盾冲突和协调机制两方面对当前研究进行全面剖析，并提炼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以期为建设高质量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学术参考。

1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发展矛盾冲突

自然保护地建设最根本和核心的矛盾，仍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这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地域接壤重叠，且多为“老、少、边、穷”地区，保护地建设和管理对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和地区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以保护为重的自然保护区周边，保护与发展矛盾冲突问题尤其突出。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冲突存在于社区与区域两个尺度（图1）。

1.1社区尺度

社区尺度的矛盾冲突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关注。国际上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关注保护地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国内针对该问题的讨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并在21世纪后形成讨论热潮。自然保护地最直接的影响对象就是社区居民，特别是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地主要分布在偏远的欠发达地区，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矛盾冲突。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1.1.1资源利用受限

在自然保护地内部区域，相关的法律法规通常限制资源的利用、获取并限制人类进入。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及实验区。其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核心区；科学研究和观测活动只允许在缓冲区进行；参观考察、实习教学、旅游观光活动只允许在实验区进行；采伐、放牧、狩猎、采挖药材、垦荒、采矿、采石和挖砂等活动都被禁止。《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内实行分区管理，其中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类活动，一般控制区原则上限制人类活动。在整体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自然保护区也属于限制开发区域或者禁止开发区域，在工业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