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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柳宗元《惩咎赋》

《惩咎赋》作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秋。《柳河东全集》本《赋》题解云：“盖为永州司马时作于元和三年秋也。”何以知之?《赋》写有“逾再岁之寒暑”句。柳母卢氏卒于元和元年五月十五，元和二年五月为卒后一岁(年)，元和三年五月为亡故二岁，故锁定《惩咎赋》为元和三年所写。《赋》末云：“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柳子获悉宪宗对其“罪行”有所松动，心中大快，绝望之情有所减轻，幻想宪宗有朝一日诏其返京效劳。宪宗初年施政基本上沿革新派未竟之业，如削藩强化皇权，整顿盐铁赋税等等。柳子寄希望于宪宗，后半生应吸取永贞革新的教训，继承古圣贤的业绩，奉行大中之道，不再偏颇。上述真切表达柳子创作《惩咎赋》的意图。

《惩咎赋》之“咎”指“罪过”?指“凶祸”?对此历来柳文注释家多未深究。只有破译“咎”的本意，才能把握理解本赋的钥匙，从而深入分柳子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其思想脉络。现不妨对此剖如下：

第一：“咎”：“罪过”也。在永贞革新中，柳子犯了哪些不可饶恕的罪。《赋》中“罪”字前后出现三处：

①惟罪大而宠厚兮，宜乎重仍乎祸谪。

②罪通天而降酷兮。

③将沉渊而殒命兮，蔽罪以塞祸。

①句“罪大”。《赋》中找不到任何事实依据，柳子写《赋》并不承认有罪。

②句“罪通天”。柳母去世是也。

③句“蔽罪以塞祸”。柳子自认无罪，沉渊丧生能掩何罪?

第二：“咎”：“凶祸”也。在古代君主专制官僚统治机构中，官场即战场，宦海沉浮，司空见惯。忠臣贤相，仁人志士时有遭诬陷被贬斥、流放或死于非命，难以预料的凶祸，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赋》中有：

①“专兹道以为务”，却出现“谗、、构”。

②“势危疑而多诈”

③“欲操术以致忠”。反招致“众呀然而余”。

④“又幽怀乎鬼责”。

⑤“故群祸之际”。

不难看出，柳子等革新志士一再遭贬被禁的原因十分清楚，根源在于反对派的`仇视、痛恨、穷追不舍，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一场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统治阶级内部控制最高统治权之争。反对派先采取谗、、构手段，视形势危疑之际，转行“诈”术。当柳子表示忠于宪宗时，群言鼎沸，众起攻之，有理莫辩。当宪宗把革新志士外放远州刺史时，又遭“鬼责”，罗织罪名，再贬远州司马禁，致抱恨终天，这是历史悲剧。《赋》中“咎”界定为“凶祸”，展读《惩咎赋》，体现了柳子深思熟虑，贯穿大中之道理论，系统总结永贞革新之得失，无情解剖自己之言行，足以表现一位青年革新政治家伟大人格。

《惩咎赋》第一部分以确立政治革新理论大中之道之过程，阐明其基本观点，以此作为《赋》之指导思想。

“惩咎愆以本始兮，熟非余心之所求。”(注：愆：过失)

关于永贞革新所酿成之凶祸及过失，该从根源上深刻分检讨，哪有不发自内心自责呢?

“处卑污以悯世兮，固前志之为尤。始余学而好古兮，怪今昔之异谋。”

余处卑贱地位面对大千世界甚感忧伤。昔日读书，早已形成特殊性格，立志仿效古圣贤立身处世之道，发现古圣贤与当今一些读书人追求截然不同而疑惑不解。

“惟聪明为可考兮，追骏步而退游。洁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而萃之。”

余青少年异常聪明，学业早就进步快，象骏马驰骋于学海书山，攻读应试科目外，猎涉诸子百家著作。曾随家中长辈到过晋、、东吴、江夏等地，观游了解各地风土人民情，政教现状，增长了见识。余心地纯洁，讲信孚，性格直爽，刚正不阿，仁爱生人，交友和气，深得朋辈敬重。

“日施陈以系兮，邀尧舜与之以为师。上睢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

考察上古人们蒙昧无知，后世圣贤辩明是非，坚持公道。往后人们怀着私念，变天下为公为天下为家。

“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注：象者，法也。)

广泛搜寻列举史实，联系贯穿，分比较，探求符合以及违背大中之道的史料。柳子所谓“道”，指君主专制统治下官员施政必须遵循的道路或路线，它是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法则规律，不是具体有形的事物。

“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贞。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注：中：正道也)

运用大中之道，随时势之变。结合主观之认识，灵活机动，按一定的原则和规律办事，用大中之道治理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制度、政策及措施，未达到“中”的标准会出现危机;超越“中”的标准会偏离正道，所以要谨守中道原则而不悖。凡行为超越中道或不及中道者，都会犯错误。必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该办的事应办好。

“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弛张兮，出入纶经。登能抑枉兮，白黑浊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

世上事物各式各样，千变万化，都可用中道原则处理，使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古代圣君贤相治理国家，慎察形势，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