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国方略.docx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终于完成了攻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面对这个从未统一过的神州大地，如何统治成为了摆在他案头和心头首要问题，中国从三代以来的封土建国迈入了中央集权，这是一次政治的重大飞跃。那么秦始皇和后来的历代皇帝、王朝又该如何处理，采取什么样的方略统治片广袤的土地呢，几千年来，他们走出了三条路。

一、天下是我家，统治靠全家

第一条路是“家天下”。

秦朝统一后，始皇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加上一系列行政改革，中央集权在秦王朝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淋漓尽致，相较于分封制的权力分散，郡县制能够使得中央更加有效的控制地方。依托于郡县制，官僚制度应运而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起直接沟通的桥梁，让先秦时期无法想象的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变成可能，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直接任命管辖，地方队中央的责任义务，极大的限制了地方的独立性，在理论上成功避免了全国的再次分裂。

但事实是秦王朝对先秦时期政治体制的改造尝试走向了失败。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下，于是西汉王朝开始反思秦亡教训，希望找到一条政治出路，避免二世而亡的悲剧。

在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和大臣们都认识到了郡县制对中央集权的有效性，也意识到分封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维护大一统的，毕竟鸡蛋不能放进一个篮子里，否则就会像秦朝一样被一锅端了。于是一个崭新的独特的混搭的政治体制——郡国并行制被设计了出来。在封建官僚体制之上，又加了一层皇室宗亲，两者相互矛盾，又相互结合。

起初为了应对秦末楚汉战争的形势，刘邦曾将韩信、英布、彭越等分封为王，后来在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后，认为秦亡是因为没有子弟在外，于是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同姓诸侯国的设立，意味着全国上下哪里都有姓刘的。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初，王国的封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恢复经济，百废复兴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汉初奉行休养生息国策的重要体现。

但是，汉初全国的五十九郡被诸侯王分去了四十余个，中央直辖郡县不过十余个，人口总数1300余万，王国就占了将近900万。如此，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诸侯国的恢复和发展情况。

诸侯国作为中央政府的有效辅助力量，是拱卫汉室的支柱，如在诸吕乱政时期，齐王刘襄曾集结力量，联系朝中大臣一举铲除吕氏，成功保卫了刘氏江山。但是自从刘邦死后，郡国并行制下的王国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开始逐渐显现，土地、财力、人才都可以与中央一高下，甚至有诸侯王死后家中富藏黄金四十余万斤。

中央政府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控制诸侯王的势力膨胀，但态度都较为温和，如淮南王有僭越行径时也只是处罚了其本人，并没有削弱诸侯国本身，以至于后来爆发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开始逐步回收地方诸侯国权力，直至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使得诸侯国实力大为削弱，无法再与中央抗衡。

之后的分封制虽然名义上还在，但早已不能和汉初时的诸侯国同日而语，更多的是彰显皇家尊贵或功臣的荣誉。

二、皇帝与门阀共天下

相对于秦汉这样的大帝国高潮，魏晋南北朝就显得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低谷。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不再像秦皇汉武那般大气，官僚政治也不再是皇权的向下延伸，本应该俯首听命的官僚摇身一变成为了政权的直接参与者和政策的决定者。开启了统治形式的第二条道路：皇帝与门阀共天下。

东汉末年的中央政府充斥着衰颓、腐朽的气息，随后瓦解崩坏，各地豪强大族地主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此时中央朝廷中已经形成了一批世代为官的家族，在中央有担任贵如三公的高官，地方上可以长期把持某一地区的政务，官僚出现了贵族化的倾向，于是门阀诞生了。门阀与门阀之间各有不同，但都是权力的世袭化和家族的集团化的结果。

曹丕篡汉后，采取了与门阀相匹配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其本来目的是为了将政权收归中央，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权威，但是实际情况却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加强集权，反而催化了门阀政治的发展。

西晋建立后，实行了类似西周的分封制，想要通过宗族力量来制衡门阀，但门阀早已站稳脚跟，绝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连根拔去的，于是上演了八王之乱的悲剧，西晋覆灭。

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发展终于达到了顶点。甚至可以以共天下来形容当时的政治形势，门阀士族权势滔天，轮流坐庄，颇有一种欧洲寡头政治的味道。

如王敦在逐渐掌握东晋朝廷的军政大权后，逐渐滋长起不臣之心，准备自立，这明显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利益分配，引起皇室和整个士族的联合抵制。王家之后，庾氏家族兴起，晋明帝企图利用宗室夺权的计划被士族成功瓦解。继王、庾两家之后，桓家又坐拥朝廷军政，甚至一度想要取而代之。而后谢家通过淝水之战屹立于朝堂，无人可及。

门阀政治虽然剥夺了皇权的权威，但还尚未游离于皇权之外，他们仍然需要皇权作为其进行实际统治的烟幕，所以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其实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东晋的官僚确实门阀化了，但并未成为真正的贵族，政体也并没有随之改变。

在南北朝时期，皇权逐渐回归，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