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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执行面临五方面梗阻提出六点建议

现状

案件数量与赔偿规模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11,300件，涉及赔偿金额超过117亿元。这一数字反映了制度初期的实施成效。

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办案数量激增至超过50,000件，涉及赔偿金额超过300亿元。从2021年至2024年，案件数量增长约4倍，赔偿金额增长约2.5倍，显示出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显著扩大。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报》2025年1月报道称，“截至2024年底，累计办案超过5万件、涉及赔偿金额超过300亿元”，表明制度已成为处理生态环境损害的重要工具。

法律与政策框架

2015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吉林、山东等7省市启动试点，为制度设计积累经验。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自2018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其第1232条明确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将改革成果纳入国家基本法律。

2022年，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4家单位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案件办理程序。

地方层面，福建、四川等21个省份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出台了402项配套文件，增强了制度的可操作性。

制度运行机制

根据现行政策，国务院授权省级及市地级人民政府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人。地方政府可指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部门或机构负责具体工作。

赔偿工作流程包括案件线索筛查、损害调查、鉴定评估、赔偿磋商或诉讼等环节，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作体系。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范围内已有数百个地方政府指定了专门机构负责赔偿事务，覆盖率超过90%。

地方实践与成效

以常州市为例，近年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依托《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推动本地案件办理。据常州市生态环境局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市已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超过50件，涉及金额约1.2亿元，修复受损生态面积约300公顷。

全国范围内，部分地区如浙江省通过“生态修复+赔偿金”模式，探索多元化修复路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与生态效益。

问题

赔偿责任落实难

问题表现：部分责任主体因经济困难或法律意识淡薄，无法或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导致受损生态环境得不到及时修复。

案例佐证：贵州省某化工企业因非法排污污染当地水源，2017年地方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院判决企业支付赔偿金3000万元。然而，企业因资不抵债仅支付了800万元，剩余赔偿责任悬而未决，修复工作陷入停滞（数据来源：《中国环境报》2018年报道）。

数据支撑：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约30%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因责任者无力支付或法律纠纷导致赔偿未完全落实，涉及金额约90亿元。

原因分析：一是部分中小企业经济实力有限，赔偿金额超出其承受能力；二是法律执行力度不足，存在责任主体通过破产等方式逃避赔偿的情况。

部门联动不足

问题表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司法等多部门，但部门间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信息共享不畅，办案效率低下。

案例佐证：某省一起跨区域污染案件中，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行政处罚，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土地修复评估，而赔偿工作由地方政府指定机构负责，三方因职责不清、数据不通，案件办理耗时超过18个月（数据来源：《环境经济》2023年调研报告）。

数据支撑：全国约40%的地方政府反馈，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是影响赔偿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2024年调研）。

原因分析：一是部门职责划分不够明确，二是缺乏跨部门联席会议等常态化协调机制。

办案效率低

问题表现：由于缺乏统一的案件分类标准和规范的程序规则，各地在处理案件时效率参差不齐，尤其是重大案件耗时较长。

案例佐证：山东省某市一起化工企业废水污染案，因案件涉及多个污染点和复杂鉴定，耗时近两年才完成赔偿磋商，最终赔偿金额仅为预期的一半（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科学》2024年论文）。

数据支撑：截至2024年，全国约25%的案件办理周期超过12个月，其中重大案件占比超过60%。

原因分析：一是案件分类标准不明确，导致轻微案件与重大案件程序混同；二是赔偿磋商程序繁琐，缺乏时限约束。

与行政执法衔接不够

问题表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行政处罚制度在办案主体、程序设计上存在差异，未能形成有效衔接，导致执法效果打折扣。

案例佐证：某企业因超标排污被生态环境部门罚款50万元，但后续赔偿程序因主体不同未及时启动，污染后果未得到修复（数据来源：《法制日报》2023年报道）。

数据支撑：全国约35%的案件存在行政处罚与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