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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代文学概论

明代文学发展的走势，是一个先抑后扬态势。以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准备期；后期为文学突变期。

前期，回归期。即对儒学文艺观的回归。这需要的条件是：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由乱而治。随着明初经济复苏，社会相对稳定，再加之政治上的特务统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思想的理学控制，增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无奈文人向古人乞讨人们转向对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欣赏。此时道德文章大行其道，如台阁体的统治、道德剧横行，成为了文坛主流。创作步入了贵族化和御用化的轨道，而走向死沉。值得一提的是，明初的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出现了一批有忧患意识和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也产生了一批崇尚雄健、具有阳刚之美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给文坛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如果没有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明代前期的作品太平庸了。

后期，是文学突变时期。促使转变的条件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思想统治的松动，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创作主体精神高扬，文学很快复苏而大步迈进，很快地迎来了文学突变和全面繁荣。小说有《西游记》、《金瓶梅》问世；戏曲有《宝剑记》、《浣沙记》、《鸣凤记》三大传奇问世，汤、沈剧坛争霸；诗文流派此起彼伏；三言两拍，叹为奇观。共同的审美趣味急剧转向世俗化、个性化和趣味化。完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次突破。第一节城市文化的形成（明代文学背景之一）

商业与中国的文学总是有联系的，特别是宋词离不开宋代发达的商业经济。歌伎的浅斟低唱，更是商业经济的产物。到了明代，这种现象变得愈加明显。

文人商人化（文学突变的基础）。

至明代中、后期，随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加强了文人与商人的联系。商人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奢糜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羡慕，清高的文人也走出了封闭的小天地，留恋繁华，出入市井，乐于于市民往来，具有了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越到以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就是出身商人。这为明代文学的突变提供了可能。千百年文人一直持守的矜持、尊严和斯文，很快就彻底扫地了。这种现象在今日的文坛上又被重复，历史有时总要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悲哀。二、读者市民化（文学突变的内因）文人的市民化，促使了市民化的读者群的形成。读者的变化，要求作者对文学的内容、风格趣味作相应的调整。无疑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成为了作家最关注的对象。在诗文、小说、戏曲中，显得越发举足轻重。再清高的作家，也按耐不住对城市的热闹和繁华的向往，毫不掩饰对美色和金钱的欣羡，甚至高歌恣情纵乐，在俗世的追逐欢笑中，寻求人生的乐趣。如《金瓶梅》中商人西门庆第一次成为了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冠冕堂皇地走进了艺术殿堂。《三言》、《两拍》更是把市民中的总总林林、形形色色的人物，表现的淋漓尽致。作家能迅速的抓住这个看点，也证明了作者嗅觉的敏感。由此可见，物质利益对文学价值取向的影响，读者总是文学创作的上帝。艺术趣味世俗化（文学突变的方向）

作品内容的世俗化，也带来了艺术趣味和文学观念的世俗化。在明代时兴着一种“世俗之趣”。这种艺术趣味的基本特征：

其一，题材：重日常琐事，日用起居。儿女情长，男欢女爱。

其二，语言：率真自然，俚俗明白。

其三，功用：供人爱玩、足资谈笑。文学的作用不再是“载道”和“明道”了，完成了对文学传统的一次反叛。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俚俗明白。这些在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文坛舆论也大力鼓吹“寄意于时俗”，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极摹“世情”，欣赏“最浅最俚亦最真”的语言，提倡文章之用就是“供人爱玩”、“足资谈笑”。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文学与生活是如此贴近。第二节张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突变的思想基础）

王学兴起和禅学渗透：（价值观的哲学基础）

明初的独裁政治，必然带来思想的禁锢。理学的提倡，八股文的实行，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压抑。越是压抑，也越积累着冲破的力量，明中后期，思想界出现了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王学；一是禅学。两者本质又具有同一性。

王学。

王学是指思想家王守仁创立的一种思想学说。由于他以心作为衡量事物是非的标准，故有称为“心学”。他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一切以我“良知”为是非标准，孔子之言，良知以为不对，我也不敢以为对。这样的观点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动摇了思想偶像的神圣地位，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只要心里想做的，就是合理的。还提出顺心率性而为。说“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理”。孔子也说：食、色性也。充分肯定了人欲要求和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一思想为文人士子广泛接受，对文学影响非常之大。禅学。明代狂禅之风盛行。

禅学与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来王学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