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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穷光蛋的“化学反应”

我不知道两个穷光蛋碰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但有一点我知道，那就是——更穷。

我在二十二岁遇见大灰。那时我挣的每分钱，都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分配好了去处。比如还大学的助学贷款，比如买老家盖房子用的砖、瓦、水泥，比如置办生活必需品。我经常把自己的生活预算压低到月支出约五百元。当然，五百元在深圳显然是活不下去的，我只是有幸入职了一家提供免费食宿的公司。现在想来，我非常感谢我的第一份工作，它虽然没给我丰厚的薪水，但起码保证了我毕业后不会流落街头。还有，它让我遇见了大灰。

大灰和我相识于一场鱼龙混杂的饭局，攒局的是个人际关系极广的富二代同事。她约了一堆相干或者不相干的同事吃饭。饭桌上，她侃侃而谈。

她说，她爸妈已经帮她在深圳买了一栋别墅，总价一千万元，首付了九百五十万元，剩下五十万元贷了公积金让她还，美其名曰历练。她还说，她在大学就眼光独到，投资了一家健身馆，早早月入过万。穷光蛋普遍没见过世面，我竟全程听得津津有味，啧啧称奇，没注意饭桌上我喜欢的蒜蓉扇贝只剩一个了。身边的男生正准备对那个孤零零的扇贝伸出筷子，但他感觉到我也在蠢蠢欲动，于是停下来，用眼神示意我先下手为强。

我看了他一眼，普通的灰色夹克外套，洗到发白的牛仔裤，加上一双旧旧的球鞋。一切都很朴素，一切都很不起眼，除了眼神明亮，轮廓分明。从此，我对他念念不忘。不是因为他帅，而是他跟我一样穷。

我是大灰的初恋，大灰也是我的初恋。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回忆各自在大学卖苦力的场景。大灰说：“我干过一份你绝对猜不到的兼职。”我说：“你加入某犯罪团伙了？”大灰气笑了：“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说我以前可是干过家政的。以后你跟我结婚，那可是附赠‘优质煮男和‘职场精英的双重大礼包哦。”我不服气：“那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端茶倒水，做小伏低，得心应手，有着天生丫鬟命，却没难治公主病。以后谁跟我结婚，那简直赚双份儿好吧。”

然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一起吃着公司免费发放的迷你苦柚和袖珍香蕉。大灰很细心，每次都帮我把皮厚肉薄的柚子全部剥开，肉瓣分好，才递给我。他通常不吃，就看着我吃，还特满足。我推给他吃，他说已经饱了。

可是让人掉泪的情话，并不能当饭吃。那会儿，我的领导正逢乔迁之喜，发了请帖办酒席，并指明可以带家属。我们包了一个红包，大灰的字写得好看，我让他在红包上写祝福语。大灰祝福语写得很敷衍，但签名的时候，他细心地把我们俩的名字写在一起。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之间，除了爱情之外还有某种紧密联系，我们像是命运共同体。

吃饭间隙，我们几个八卦小能手轮番打听领导房子多大，首付多少，新居何处。领导嘿嘿笑着，不好意思地说：“不贵不贵，房子还是很便宜的。”我不依不饶地追问：“很便宜是多少？”领导说：“首付也就四十来万吧。”我和大灰非常有默契地看了对方一眼，不再吭声。那时，我和大灰两个人加起来存款不到三千元。

参加喜宴回来，大灰和我一起百无聊赖地走在深圳的大街上，影子被高耸的路灯拉得很瘦很长，地上到处是枯黄的落叶，随风打转。从前我是靠着一身孤勇，独闯深圳，可是现在，我只剩下彷徨。大灰突然转过头看着我，问：“你想留在这里吗？”我心虚地答道：“想啊。”大灰说：“那我们就一起留在这里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给了大灰巨大的勇气。留在深圳，就凭我们两个穷光蛋？我狐疑地看着大灰。大灰没看我，他看着前方漆黑不见底的路。

后来的日子，我们依旧很穷。我们像移山的愚公，一点一点地填补留在这座城市的底气，不眠不休，风雨无阻。

我的工作相对轻松，但大灰加班到晚上十点是常态。有时候我会从宿舍里溜达出来，带上夜宵在公司门口给他一个惊喜。我会等他出门后在他身后大叫一声，他迅速转身，看到我后，他大步流星走过来，迅速接过我手里的袋子，心疼地说：“这么重，以后不要再带了。”

大灰很少说“我爱你”这样惊心动魄的情话，但他撫摸我的头发时，我能感觉到巨大的幸福铺天盖地将我淹没。我想，爱情就是满心欢喜地受委屈吧。

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售楼处里，到处是争先恐后的人群。人们举着一大沓售房资料，对着户型图挑肥拣瘦。售楼小哥全没了刚刚在地铁口殷勤妥帖的样子，拿出几张户型图，“啪”的一声拍在我们眼前。

他一边接电话，一边见缝插针问我们：“确定要买吗？要哪种户型？”我和大灰异口同声：“最小的。”小哥又说：“那先交两万元意向金。”大灰递上银行卡。售楼处小姐轻巧一划拉，大灰的手机就响了，那是转账的通知信息。大灰没有表情，但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

从售楼处出来，大灰和我坐在路边摊吃十元钱一碗的兰州拉面。他跟店主要了两杯白开水，我俩碰了碰杯，算是庆祝。大灰说：“我终于有家了，谢谢你。”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跟我这么客气干吗？”有时候，爱情需要像友情那样，有风雨同舟的坚定。

后来，我们的爱情顺利交接给了婚姻。我们的婚礼朴素，过程仓促，现场既不浪漫，也不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