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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复仇议》原文及翻译译文

1、驳《复仇议》原文及翻译译文

驳《复仇议》原文及翻译柳宗元

原文：

①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邦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予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②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日无为贼虐①，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②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③向使刺谳③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④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④，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⑤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⑥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选自《柳宗元集》)

译文：

我所知，太后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亲手杀掉杀父仇人，捆绑着自己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把他处死，而后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作乱。如果说要让礼不受践踏的话，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作乱。如果说要让法不被践踏的话，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运用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时用到同一件事情上。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滥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真的把这种处理方式向天下宣示，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立身行事的方法，把这个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冤屈之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把和仇人同顶一片天视为大耻辱，把枕着利器睡觉而不忘复仇视为符合礼制的作为，想方设法，(要把利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按照礼的要求自己去认罪，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那么)徐爽就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之下。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不明确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法获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