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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实践哲学分析研究

康德实践哲学是西方近代第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转折意义的实践哲学,它与西方古代第一个实践哲学即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共同塑造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本文主要对康德实践哲学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一、提问实践方式的重要转换:从客体论思维方式到主体论思维方式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先驱,他的思想经历了从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向形而上学,继而进入批判哲学的发展过程,这仿佛是西方哲学的个体重演。康德认为,哲学有理由分为“两个部分,即理论的,叫做自然哲学,和实践的,叫做道德哲学(因为理性按照自由概念对实践的立法是这样命名的)”[1](P8)。1770年,康德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形式与原则》的发表,标志着康德哲学由“前批判时期”转入“批判时期”。康德主张,只有理性批判才能给人的自由找到和奠定一个永久的基础。因此,批判哲学必须拓展到道德领域,纯粹理性批判之外还必须有实践理性批判。从康德哲学体系的内部结构看,这个批判确定了纯粹理性本身的合法领域;而从康德哲学的外部构造看,这个批判则构成了他的实践哲学,并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它不仅是对人的意志、实践、自由问题的批判考察,而且是对整个人性问题的一种探究,是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变革。而实现这种变革的关键在于,第一次在西方哲学史中摆脱了客体论思维方式,转而把主体和主体性确立为核心哲学范畴,把主体性原则确立为根本哲学原则,把主体论思维方式确立为哲学研究的主导方式[2](P260)。

康德主体论思维方式的确立,表现为他由唯理论和独断论者向批判论、主体论者的转化,并最早领悟到休谟人性论和怀疑论的暗示。他曾坦言自己关心的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为三: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是纯思辨的;第二个问题是纯实践的;第三个问题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3](P554)。依据主体论思维方式,康德提出与发展了理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思想,并将其提高和扩展到了对人的认知能力、意志、能力及情感能力进行立法的地位,他的“三大批判”的宗旨就在于确立理性对人类的认识活动、意志活动和审美活动所颁布的先天原理或先天规律,并证明其有效性,从而对上述三个问题分别作了解答。康德认为,人的主体性通过认识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得以体现,但它在认识活动中由于受到客体制约而难以充分发挥,但在无限意志自律的道德实践中却可以充分实现。因此,研究人(主体),不能仅通过理论哲学考察主体认识能力,而且应该建构实践哲学考察主体的道德实践能力。

《实践理性批判》的书名点明了康德实践哲学的主旨或基本目的:并不关注人的具体实践行为及其客观条件,而是要“阐明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的,并且出于这个意图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4](P1)。从康德批判哲学体系孕育生成的历史和结构来考察,他的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是相互依赖、一同形成的。早在18世纪50年代末,实践哲学的思考就成了康德的基本理论活动,他曾计划撰写《实践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作品。在1772年至1781年间完成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包含了康德实践哲学的核心思想,即先验自由的形而上学意义及其可以运用于实践领域的形而上学根据。其中,“二律背反”的宗旨在于解决由理性的非法运用而必然导致的矛盾,即原本是否定的论证,却由于对先验自由是实践自由的根据的阐释,即从人的规定的两重性以及意志规定的两重性诠证自由的因果性及其在现象界与自然的因果性的合一,而有了相当积极和肯定的意义。可以说,作为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拱顶石的“自由”,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首先树立起来的。此后,康德相继完成了其实践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完全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年)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全部实践哲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康德实践哲学整个体系的合乎逻辑的完成。

从总体上看,康德进行“实践”研究,意在强调自由意志的自主、自决及其客观有效性。归根到底,实践只是主体性在本体世界或理智世界中的表现,正如理论是它在现象世界或感性世界中的表现一样。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理论与实践最终可以是统一的,这个统一的基础和根据就是它们共同的根源———主体性,而主体性的发现、阐发和弘扬的关键则在于主体论思维方式的确立。康德对实践理性的关注和重视,本质上正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和重视,它将主体性问题研究由认识论提升到主体论、道德论的高度,使之由纯粹的认识问题升华为道德实践问题,展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广阔领域和深刻内涵。

二、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观点

与其整个批判哲学一样,康德实践哲学在具体环节上清晰易懂,但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鉴于自由问题既是康德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过渡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