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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酒文化史

山西汾阳杏花村酒文化在中国酒界和历史文化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和中国酒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都离不开杏花村酒文化。杏花村酒，是中国白酒物质文化的发轫者、酿造者、引领者，也是中国白酒精神文化的探源者、传承者、凝聚者；杏花村酒文化是酿造文化、晋商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以及三晋文化等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夸张地说，中华历史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时时处处有杏花村酒文化的烙印；一部杏花村酒史就是一部华夏酒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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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酒历史源远流长，杏花村酒文化博大精深

杏花村酒，是中国酒之根，也是中国白酒的祖庭，是中国酒文化的正源、主流和直根，在中国酒文化中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在世界酒文化史中也占有主要地位。据考古界权威考证，杏花村酿酒历史最少有6000年的历史，并6000年来传承有序，亘古常青。山西汾阳杏花村是中国酒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国酒业的主产区。

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都曾经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但是，继承古埃及、古巴比伦文化的是欧洲，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化却自身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是亘古亘新，汾酒同样如此，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酒历史和酒品牌，在6000多年间没有中断，名酒史千年不泯。

杏花村仰韶文化遗址

几千年来，以汾酒为代表的杏花村酒一直是中国酒业变革的主导力量。比如，山西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在汾阳杏花村遗址就有6000年前的酒器出土；1500年前，在中国酿造酒还处于浊酒水平的时代，山西人就使用复杂的“清酒”工艺，其代表产品“汾清酒”作为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而被载入廿四史；1300年前，在中国酿造酒大多是液态发酵的时候，山西酒界领导酒业变革，使用固态发酵蒸馏的生产工艺，生产出了独领风骚1000多年的干和酒，并开启了中国白酒工艺的先河；汾清酒、桑落酒、白堕酒、羊羔酒、甘露堂酒、汾酒、竹叶青酒、葡萄酒、长清酒、状元红、史国公、五加皮、玫瑰露、佛手露、桂花露、木瓜露、潞酒、浑酒、襄陵酒、豆酒、火酒、蒲州酒、潞酒、太原红、珍珠红、代县黄酒、清源葡萄酒等名酒代代传承。

山西的葡萄酒、黄酒也有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白酒、黄酒、葡萄酒、果酒、保健养生酒的根在汾阳地区。至今，河北石家庄产的黄酒仍称“汾州黄酒”。

汾阳地区历史上盛产葡萄酒。葡萄酒在山西的历史也很早。在春秋时期，山西人就用葛蘲（野葡萄）制酒。唐代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李世民派兵灭掉高昌国（今吐鲁番地区），将马奶葡萄引种在山西中部的太原、汾州地区种植，并生产葡萄烧酒。《旧唐书》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髙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亦载：“葡萄酒，烧者，取葡萄数十斤，同在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唐代的晋中地区很快就发展成为葡萄酒和葡萄烧酒的主要生产基地，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量的美味葡萄酒。并州、汾州、绛州、代州、蒲州都有葡萄和葡萄酒的生产和出售，河东葡萄烧酒成为唐代的名酒。唐代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诗有“珍果出西域，移根到北方。……酝成十日酒，味敌五酝浆（太原）”的句子；姚合《谢汾州田大夫寄茸毡葡萄》诗有“筐封紫葡萄”句；李颀《塞下曲》有“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帐下饮葡萄，平生寸心是（代州）”的句子；刘禹锡《蒲桃歌》有“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汾阴，今万荣）”的句子。胡人嗜饮葡萄酒，太原是国际化大都市，又是胡人聚居的城市，“突厥九姓新内属，杂处太原北”，当时河东地区多民族融合的饮食文化对高度酒的需求量加大，由葡萄酒的液态蒸馏法推动了河东谷物蒸馏酒“干和酒”的产生。一直到宋代，《册府元龟》还记载：“开成元年（835）十二月，勅河东每年进蒲萄酒。”说明，山西葡萄酒一直是宫廷用酒。清代，山西中部地区的葡萄酒还获得南洋劝业会的奖章。杏花村义泉泳酒坊1918年的广告中，还标注其生产葡萄露酒。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大典的国宴用酒就是山西杏花村产的汾酒、竹叶青酒和清源产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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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是中国的白酒祖庭

《北齐书》记载的汾清酒，是二十四中记载的唯一国家名酒

明清以来，山西移民和晋商通过迁移和盐路、茶路等商路，从山西分多条路线将山西白酒和白酒酿造技术大规模的、广泛的东传西渐、南移北延，通过晋酒外销、技术扩散、异地设坊和酒曲垄断，形成一次历时长久、规模空前的晋酒大进军、大拓展、大渗透，并根据各地条件，因地制宜地酿造出了各地的名酒，奠定了当今中国白酒产业格局。中国白酒的香型衍变史，就是一部晋商酒路的传播开拓史。中国许多名酒从山西所源，包括茅台酒、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