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婚礼文化.docx

PAGE

PAGE1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开始，一切古代社会,人们缔结婚姻均以承子嗣、承祭祀为目的。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法思想,也是宇宙万物自然生存的规律。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婚姻制度各有鲜明特色。在唐代人的观念之中，婚姻的意义和功能一直被界定为，“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诗经·国风》内容涉及婚恋的作品比比皆是，从恋人的相识相知到互相爱慕,诗经里均有全景式的展现，反映了先秦时期男女交往自由、恋爱自由的时代主旋律。

《邶风·静女》饶有趣味地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美好约会的片段。“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润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明明之前约好了在城墙角落会面,小伙子早早赶到约会地点急不可耐地四处张望着,可调皮的姑娘就是要故意躲藏在城墙背后,饶有兴趣地看着恋人抓耳挠腮、一筹莫展的窘态，忍俊不禁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对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情侣。

虽然先秦时代崇尚恋爱自由，但需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

由此可见，“媒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官媒，其职责主要有:记录新生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敦促和撮合适婚男女及时嫁娶;监督彩礼的数量在礼制范围之内;处理男女之间的婚姻诉讼(主要是针对婚内不忠的情况)。“媒氏”在先秦时代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大的行政强制性。

无媒不成婚婚姻从古至今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在中国古代,婚姻讲究明媒正娶,因此,若结婚不经媒人从中牵线，就会于礼不合,虽然是两情相悦，也会假以媒人之口登门说媒，未婚男女需要通过媒妁的穿针引线,获得父母同意后，才能启动议亲程序乃至形成双方的婚约。《卫风.氓》中所说“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意思就是说“不是我故意拖延，而是你没有找到好媒人”。由此可见,媒人在当时就已经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了。

直到西周建国,制礼作乐,婚姻礼仪由上至下，由贵族到平民,逐渐普及。《诗经·齐风·南山》中,有“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诗句，《卫风》《豳风》也有类似的歌咏。可见，“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在西周时已成普遍的制度与风俗。

《孟子》中也说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一对男女在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和媒人的说合下的结合，是不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在《国风》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朝于西崇朝其雨。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诗中先写彩虹出现在东方。古人因缺乏自然知识，以为虹的产生是由于阴阳不和,婚姻错乱,因而将它视作淫邪之气。诗人无疑是将淫邪的美人虹来象征这个出嫁的女子，谴责私奔者背人道、逆天理,不知婚姻当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不从母命的私奔女子，其实正是一个反抗礼教制度、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女性。而无奈的是当时的社会对婚丧喜庆有着极其严格的礼仪规定,诗中女子没有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大胆的私奔行为无疑为当时礼教所不容,所以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便将她视作淫妇而进行严厉斥责。

二、唐代婚嫁有讲究，下诏崇尚与士婚

初唐时,士族已失去其国家政权和经济上的优势,但其在地方仍是一支王权之外的社会力量,其社会名望不减,并自矜旧望,嫁女必索厚赀,而世人也以与士族联姻为荣。由此形成超然于国家政治力量之外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与军功起家的李唐王室构成冲突。对唐王室而言,世出关陇,不尚山东士族,其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权也不允许存在超然于皇室尊贵地位之外的社会力量。

唐王朝存在的几百年间,对士族婚姻的限制和对士族的压制一直为王朝所重,并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早在唐初,高祖对世家大族便颇有微词。至太宗时,唐王朝对豪门士族的强烈不满已演化为积极的抑制措施。贞观六年，太宗痛斥士族好自矜大和借婚索财,诏令朝臣重修氏族志,最终将豪门四姓之一的崔干降为第三位,而将皇族排在首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亲属排在第二位。

据史载,士族“男女婚嫁,不许他姓,欲聘其族,厚赠金帛始许焉。唐太宗曾降诏以戒其弊,终莫能改。”

贞观十六年,太宗再次下诏禁士族卖婚。但这一禁令的实施是不理想的。而太宗朝的三员大臣房玄龄、更嵌、李世勤都和“四姓”联姻,士族名望不减”,成为唐王室的忧患。高宗显庆四年，下诏禁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选、卢恽、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共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但当时人仍以与士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