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归隐文化的文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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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胸怀锦绣，满腹经伦，却厌恶官场，无心仕途，或离群索居，著书立说，或留连山水，纵情诗酒，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隐士。

隐士，顾名思义，首先他必须是“士”，也就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颇有才华的，那些没文化的乡野村夫是算不得隐士的，其次，他们没有当官，而是隐居在山野或民间。

历史上见诸记载最早的隐士大概算是那位距今4000多年前上古时代的许由了，尧帝知其贤德，欲禅让君位于他，这位仁兄却坚辞不就，甚至觉得听到这种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于是跑到颖水掬水洗耳，然后隐居山林，卒葬箕山之巅。

从那时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隐士数不胜数，历代均不乏其人。

归结起来，中国古代的所谓隐士大致上有以下八种类型：

第一种是终生隐居型，比如宋代的林逋，元代的吴镇、明代的徐霞客等，他们从一开始就无心仕途，终生过着隐居生活，从未做过官，也不与官方来往。林逋隐居西湖边的孤山，终生未娶，过着“梅妻鹤子”的生活；徐霞客一生醉心于名山大川，先后游历了十六个省，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成为中国第一位“驴友”；吴镇一生清贫，隐居不仕，唯喜绘画，终成元代画坛四大家之一。

第二种是中途归隐型，比如南北朝时的陶渊明。他们最初也有过＂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可惜他们一旦步入仕途就发现，自己正直坦荡的性格与黑暗龌龊的官场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他们或是因不能与他人同流合污而受到同僚的排挤，或因直言犯上而遭到皇帝的贬放，最后，他们终于厌倦官场而选择了隐退。像陶渊明，年轻时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胸怀“大济苍生＂的抱负，但终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乡，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

第三种是半仕半隐型：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和唐朝的王维，但二人又有所不同。陶弘景一直隐居茅山，却通过书信为梁武帝出谋划策，虽身在方外，却俨然成为了朝廷决策人物，被称为“山中宰相”，属于虽隐如仕。

王维身在官场而心中厌倦，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筑辋川别墅，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与陶弘景相反，属于虽仕如隐。

明代的陈继儒其实本质上也属于这种类型，他虽然终生隐居不仕，却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遂为一些人所诟病。

这种类型的人其实内心中是向往隐居生活的，但却六根不净，难以彻底割舍与世俗社会的联系。

第四种是功成身退型，比如春秋时越国的范蠡，秦末的张良。他们在辅佐明主，成就大业之后，却毅然放弃到手的荣华富贵，选择了辞官隐退，范蠡是＂泛舟五湖＂经商去了，张良则＂从赤松子游＂做神仙去了。这种人的归隐虽然实际上是为了免遭“兔死狗烹”之祸，但却也非常难能可贵，因为一般人是很难抵御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的诱惑的。

第五种是前朝遗民型，比如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的隐居只是因为怀念前朝，不愿与新朝合作。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顾炎武、黄宗羲名义上隐居，暗地里从事反清斗争。

第六种是隐以待机型，比如如殷商时的伊尹、商末的姜子牙，汉末的诸葛亮、南北朝时的王猛、元末的刘基等等。他们大都胸怀经天纬地之材，却生逢乱世，他们最初的隐居是为了寻找明主或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出山扶佐明主，逐鹿天下，最后或一统江山，或割据一方，都成为开国元勋。

第七种是是忽仕忽隐型：如东晋的谢安，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的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这种人其实内心中还是喜欢做官的，所谓隐居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形势不利时的暂时避祸或歇脚而已。

第八种是以隐求仕型，这种人的所谓隐居不过是为了博取名声，抬高身价，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再出仕。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遂被后人讽刺为“终南捷径”。

在我看来，这八种人中只有第一种算是真正的隐士，因为我认为隐士应该从一开始就没有出仕之心，视功名利禄如粪土，追求个性生命自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但这种人实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热衷仕途，难以抵御荣华富贵的诱惑的，像陶渊明那样中途归隐以及王维那样半仕半隐的已经算是不错的。

不过，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内心中，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隐士的情结的，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影响最深的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占据古代思想界主流的这两家在很多方面是对抗和矛盾的，但在对隐逸一事态度上，却颇耐人寻味：

道家自不必说了，两位开山祖爷老子、庄子自身就是隐士，他们主张清虚自守，远离政治，因而道家对隐逸是极为推崇的；有意思的是，就连一向认为“不仕无义”儒家两位祖师爷居然也有很深的隐逸情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又说：“道不行，乘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