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肺石古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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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古时期，我国就设置了下情上达的相关制度，主要指“谏鼓”“谤木”“肺石”之置。传说“谏鼓”始置于尧舜时期，用以接受投诉和进谏，历代沿袭。大约到魏、晋时期，改称登闻鼓。“肺石”据说是一块长约八九尺的石头，始见于《周礼》等书，立于宫门之外，主要是为贫民上诉所设。

在这些古代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度中，流传到唐代的只有登闻鼓与肺石，唐时长安与洛阳的宫殿朝堂前均有设置。其中登闻鼓置于西朝堂，肺石置于东朝堂。唐朝规定，民间有冤情需要上达皇帝时，可击登闻鼓；如是老幼孤苦不能自诉者，则立于肺石之上，表示有冤情上达，由监门卫或者御史台人员奏闻皇帝。如果是在押犯人提出申诉，可以由其亲友或知情者代为申诉。当时规定，登闻鼓、肺石无须派人把守，也不允许阻止官民向皇帝申诉，违者治罪，以保证下情上达。

这一制度的设计主要是解决冤案不能昭雪、滞案无法清理等问题。唐朝的诉讼制度规定，凡案件均由户籍所在地官府审理，如果路远或申诉者身体有残疾，可以由距离最近的官府审理。如不服，由审案官府出具理状，然后到尚书省投诉，由左丞审理。如仍然不服，由三司审理。所谓三司，指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三个司法部门，由其联合组成审理机构进行再审理。如果仍然不服，则允许上奏皇帝，有时皇帝也会亲自问案，称之为“亲录制度”。在武则天、唐代宗、唐德宗时期，皇帝亲自过问案件的情况较多，导致击登闻鼓者甚众。一些官员认为，皇帝直接问案，干预了司法部门的工作，所以后来此类案件大都由相关部门审理。由于是皇帝亲自交办的，所以冤案往往能够及时得到昭雪。

如唐德宗时，陕州观察使卢岳之妾裴氏生有一子，卢岳死后，其妻分财产时却不分给裴氏之子。裴氏遂向时任东都留台侍御史的穆赞提出申诉，穆赞的上司御史中丞卢佋与宰相窦参勾结，反倒主张治裴氏之罪，被穆赞拒绝。于是他们诬陷穆赞接受贿赂，将其下狱治罪。穆赞之弟穆赏赴长安，击登闻鼓向皇帝申诉，最终使穆赞之案得以昭雪。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后来出现了投匦制度，登闻鼓与肺石仍然保留，这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所投之状并不一定能够呈送到皇帝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登闻鼓与肺石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因此，有唐一代，登闻鼓、肺石、铜匦，三者相辅相成，始终存在。

光顺门和右银台门：唐朝重要的上疏进状渠道

除登闻鼓、肺石外，唐时的光顺门与右银台门也是当时上疏进状的两条重要渠道。大明宫南面有三座门，中为丹凤门，东有望仙门、西为建福门。从建福门入宫，向北直线入光范门、昭庆门，就可抵达光顺门，以此门为界，分为内廷、外朝。光顺门在唐朝政治与宫廷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大功能就是上疏进状。通过光顺门上疏进状，由閤门使负责接收和进呈。此外，这里还是向皇帝进献书籍、诗文的场所。

光顺门接收的都是重要的上书或表章，通常多是官员的上书，普通民众的进状则不能通过这一渠道进呈。在这里上疏必须要有印引，所谓印是指上疏官员的职印，所谓引是指宫中的一种公文。若无印引，閤门使不得接受上疏。正因为通过这一渠道上书有诸多限制，所以人们往往愿意投匦进状。如唐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讨伐叛乱藩镇，劳师无功，在朝臣们的压力下，宪宗被迫贬其为淮南监军使。另一宦官刘希光受将军孙璹贿赂20万贯，为其谋求节度使之职，事泄后被治罪。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道宪宗对吐突承璀恩宠未衰，于是投匦上疏，认为二人无罪而有功。当时的知匦使是谏议大夫孔戣，看到李涉上疏的副本后，大怒，当面斥责李涉，并扣押了其上疏。李涉又通过閤门使将自己的上疏呈送皇帝。孔戣遂向皇帝上表，极论李涉勾结宦官之罪，导致其被赶出朝廷，贬为陕州司仓参军。李涉本来可以通过光顺门上疏，图省事而投匦，受阻后才通过閤门使进呈上疏。

右银台门是大明宫的西门，是百官、使者和宫中其他人员经常出入之门，也是官员上表、进奉贡物、奉诏入对、臣民诉冤、问起居的必经之地。百官上朝需要从建福门入宫，平时晋见皇帝则往往自右银台门出入。给皇帝的表章和文状有时也通过右银台门传送，故在这里置有门司，专管负责接待臣下、使者以及受理各种表章和诉状。右银台门内所建的客省，就是专门用来接待四方奏计及上书言事者，所有费用皆由政府承担。右银台门本来是百官、使者的通行之门，不具备接收上书的职能。出于方便，不少人入宫时顺便把表状交给门司，久而久之，反倒形成了银台门接收表章上书的制度。唐后期曾有皇帝力图纠正这种做法，但时间不久便又恢复故态了。

“投匦”制度：便于民众献言、申诉

投匦制度形成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原先是在朝堂内放置了四个铜匦，由于形制过大，后来改为一匦。铜匦四面开门，中有隔档，东面叫“延恩”，涂成青色，凡向皇帝进献颂赋、上养民、劝农之表，请求获得官爵的则投之；南面叫“招谏”，涂成红色，凡向皇帝上书论朝政得失的则投之；西面称“伸冤”，涂成白色，凡有冤屈向皇帝申诉的可投之；北面称“通玄”，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