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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终极意义吗？

历史是什么？歌德说：对于更高层次的思想家来说，历史是荒唐的编织物。在同历史学家Luden的一次谈话中，歌德说道：即使你能够解释和研究透彻一切原始资料，你能发现什么呢？无非是一个早就被发现了的、不再需要试图证实的伟大真理，即在一切时代里，在一切国家中，情况都是糟糕透顶。人们始终在担惊受怕，在辛勤操劳；他们相互制造痛苦、相互折磨；他们使自己和别人那短暂的人生没有愉悦，既不能重视、也不能享受世界的美好和美好的世界给他们带来的甜蜜生活。只有少数人是惬意的和愉悦的。大多数人在经历一段人生之后，就宁可退出，再也不愿重新开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使他们还对人生有一些留恋的，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如果说，作为诗人的歌德仅仅报告历史中发生的事件，那么，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不得不问：即便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宰牲台，各民族的幸福、各个国家的睿智、各个个人的德性在这上面被屠宰成祭献的牺牲品，思想也不免产生一个问题：这些巨大的牺牲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终极目的做出的［1］。

历史的目的性问题，或者它的等价命题--历史的终极意义问题，在历史学自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这是一个神学或哲学问题。洛维特认为，这个问题很可能超出了一切认知能力，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并且没有任何答案能使它归于沉寂［2］。可以断言，这是一个源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问题，不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古代中国史家司马迁无此一问，而且有历史之父美称的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也无此一问。

生活在自然本体论精神氛围中的古代希腊人，为天体运动的有序和完美所吸引，由此悟出整个自然秩序都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永恒复归，哲人的使命即是探究支配自然秩序的逻各斯。在一个周期循环的时间框架内，所谓历史，无非是关于政治的一次性事件和偶然性事件的书写，以免人的行为随着时光流逝而湮没不彰，那些伟大的、神奇的业绩默默无闻地沉沦。由于政治斗争和战争起源于人或诸神的自然本性，既然人或诸神的自然本性因遵循同样的逻各斯而不可改变，那么，历史行动就不可能带来全新的东西，从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如果硬要说历史有什么意义的话，不过是些盛极必衰的老生常谈--一切民族、城市和权威都必然要衰亡，就像单个人也都必然要死亡一样，从短时段看是命运的反复无常，从长时段看却是自然的永恒复归［3］。

洛维特认为，一切历史哲学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神学，即依赖于把历史看作救赎历史的神学解释［4］。换言之，无论是个别历史事件、或是历史事件的序列，只有当其与上帝救恩计划的终极目的相关联时，也即与上帝创世至末日审判这样一个直线向前的时间框架相关联时，才有意义可言。严格来说，把世界史等同于救赎史是一种基督教旧约神学、故能与犹太神学家共同分享的一种教义解释。在旧约思想的信仰的眼睛看来，表面上杂乱无序的历史事件处处启示着一种隐秘的正义，尤其是以色列民族的政治史昭示了上帝对特选子民的圣宠和严厉。上帝把亚伯拉罕从吾珥唤出，引导以色列走出埃及，在西乃山上立法，立大卫为王，借助亚述和巴比伦的鞕子惩罚自己的子民，又借助波斯人居鲁士之手解救他们。在以赛亚看来，犹太国的覆灭不是巴力的胜利，而是耶和华的胜利。亚述本身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用来惩罚以色列人的忘恩负义［5］。换言之，在旧约神学的历史观看来，世俗世界的历史是在人类堕落与被拯救的联系中发生的，所以它们从来不是完全世俗的，而是在圣殿之外的，是鉴于圣殿和圣徒而可以为寓意的和类型学的解释所把握的，因而是有意义的［6］。

新约神学则严格区分了世俗性的世界历史与超世性的救赎历史，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们感兴趣的仅仅是上帝创世、道成肉身、末日审判和复活的救赎历史，世俗的世界历史仅仅是救赎历史的外在架构，本身并无意义可言。在新约思想的信仰的眼睛看来，‘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与‘基督‘实际上的重合并不排除，上帝只要愿意，也可能在一千年前，或者在二千年后，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或者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或者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启示自己；救赎历史所涉及的，自始至终都根本不是世界历史的帝国、民族和人民，而是拯救每一个个别的灵魂［7］。要事后在世界的政治历史中理解和说明天意，这是无信仰者的尝试，就像魔鬼对耶稣那样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8］。如果十字架是追随基督的独一无二的象征，就不能期待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将追随基督。一个自称为基督教世界的世界是荒谬的。基督教对世界的理解只能建立在上帝的国与这个世界的国之间的基本冲突上。对信仰者而言，世界历史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一所受难的学校，是受造物回归造物主的一种可能性。［9］。

近代历史哲学用进步的独断论替代神意的独断论，用理性的眼睛替代信仰的眼睛，与其笼统地说是基督教历史神学的世俗翻版，不如说是旧约神学历史观的世俗翻版更恰当。在黑格尔看来，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