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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堵”与“疏”

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较多，如芍陂、郑国渠、漳河渠、灵渠等。其中，较为完美诠释“堵”与“疏”的两种治水理念的则是两个水利工程：一个是近些年考古发现的建造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工程，另一个是公元前256年修建而成的都江堰。

据最新的考古发现，良渚水利工程其实是一个高、中、低三级水坝系统，通过人工垒筑的高低错落的土坝群，阻水于山间及平原的地势低矮处，起到阻挡洪峰等作用。其中，岗公岭等山谷谷口水坝群组成高坝系统，现坝顶海拔25—35米，坝体宽60—80米。大遮山脉和塘山间新发现的多条长垄为中坝系统。鲤鱼山水坝群等组成低坝系统，现坝顶海拔9—10米，坝体宽50—100米。当山洪和暴雨来临时，高坝系统可首先阻水于山谷中，中坝系统可应对洪峰外溢的二次冲击，低坝系统最终阻拦漫溢洪水于低地，并将多余水量定向排出。这种高、中、低三级坝体的配合，不仅可以有效地应对暴雨和山洪，三级坝体形成的水面也能起到很好的水上运输等作用。

都江堰是战国时期秦国郡守李冰率众修建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以无坝引水闻名世界。其工程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疏导和分流系统，主要是通过打通玉垒山宝瓶口以及筑造分水堤起到分流和引水的作用，实现了江水流向以及流量上的控制，进而起到集分洪、引水灌溉和航运等于一身的作用。现工程主体为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典籍中记载的“壅江作堋”即是在江中筑分水堤，主要起到将岷江水流分向内外二江的作用。宝瓶口位于玉垒山脚，由开凿玉垒山而形成，是内江进水的咽喉。飞沙堰是位于分水堤下段和宝瓶口之间的一段低堰，主要起到泄洪和排沙的作用。

这两个水利工程突出体现了一“堵”一“疏”的建造理念。良渚水利工程的多处堤坝体现了先民对“堵”的执着，都江堰的分水引水很好地诠释了“疏”的偏好。客观而言，这两个水利工程的理念侧重不同，更多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状况对于该地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两个水利工程修建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便是因地制宜改善原区域不适宜文明发展的原有自然及水文地理环境。

良渚水利工程所在的天目山系是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山洪的肆虐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先民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对农作物等也有着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对当地这一极易引发山洪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便显得尤为重要。成都平原在都江堰修建之前有着水患与干旱两方面的自然环境问题。以岷江河道为界，以西外江区域在多雨季节经常受到洪涝灾害等水患威胁，时常冲毁农田及民居，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岷江以东区域又经常连年干旱，农作物灌溉用水及民众生活用水均较为缺乏，对农业发展及人民生活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岷江河道进行引水分流也便极为迫切。

良渚水利工程利用天目山系南麓的天然谷地，在谷口狭窄位置筑以堤坝，巧妙地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容水库区，直接便可以拦截多雨季节的暴雨，避免了夏季暴雨对于下游古城区域的直接冲击。都江堰则是在岷江流出山地进入平原的出山口，用火烧冷水浇的自然方法开凿了异常坚固的玉垒山山体，形成了可供分流引水的宝瓶口，而后又在宝瓶口上游的岷江河道内，用与修筑良渚水坝相通的方式构筑金刚堤以改变水的流向，使更多的合适的水量进入宝瓶口。都江堰的修建重新分配了原岷江河道东西两侧的水量，使得原来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西岸不再易涝，亦使得原来较为干旱的东岸得到了有效灌溉。

从表面来看，良渚水利工程和都江堰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设计和建造理念。良渚水利工程相较而言更类似于文献记载中鲧惯用的“堵”的做法，都江堰则和鲧之子大禹常用的“疏”的治水方法颇为相合。然而换个角度进行考量，这两个水利工程的建造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通的。

良渚水利工程利用多个坝体形成了高、中、低三个容水库区，可以阻挡洪涝于其库区之中，以达到防洪和航运等目的。其做法初看是堵，然则两个库区的容量毕竟有限，不可能永远只进水而不出水，因此，低坝库区必然会有专门的泄洪口或泄洪槽。因而，良渚水利工程系统不可能仅仅是“堵”，它的堵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有目的有方向的“疏”。

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因势利导、无坝引水而闻名。如今二王庙的墙壁之上还有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法水则，将治水方法中的一个“疏”字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其竹笼中装石砌筑而成的位于岷江中心的分水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堵”——堵水之外江去路以引之内江，当然这种“堵”也是为了更好的、有目的性的“疏”。

从良渚水利工程三个坝区的蓄水库容来看，其若是发生溃坝事件，那对于良渚古国的人群来说将是致命的，而良渚人群在太湖流域能一直持续到距今4300年左右，至少说明在这约700年的时间内，良渚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稳定的，也说明其约700年间一直在发挥功用。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