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诉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措施依法使用和人权保障.doc

一、刑诉法修正案“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出台的背景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生效前，我国涉及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主要体现为《国家安全法》第十条、《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其中在《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除了这两部法律外，另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海关总署等出台的三部涉及了技术侦查的规定，但都只是明确了技术侦查的权限归于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走私犯罪侦查机关在需要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时也应当交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这些规定基本都没有涉及到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问题。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一些面向社会公开的法律文件有涉及“技术侦查”的规定，只是在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内部有一些保密的相关规定。

同时国家安全法在性质上属于特别行政措施法，其规范的对象和范围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犯罪；警察法属于公安机关的内部组织法，只限于规范、协调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行为。以上两部法律只能算是规范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部门性法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效力位阶较低。

此外，两部法律中均使用“技术侦查”作为此类侦查措施的类别总称，但是此类侦查措施具体包括哪些侦查措施又只字未提，更未明确提及具体的程序、期限等等。这样一种大而全的笼统规定使得法律规范显得过于开放，为侦查措施的扩展预留了宽广的空间。虽然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可以使得“技术侦查”能够主动回应技术更新与侦查实践的需要，不断得到扩展和创新；但其弊大于利，使得“技术侦查”的相关法律规范过度开放，所有非常规性的侦查措施都可以以“技术侦查”作为兜底，使得他的外延扩展得越来越远，已经超出了“技术侦查”内涵的合理范畴。

技术侦查措施作为非常规的侦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威胁，甚至侵犯着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讯自由、个人隐私等基本人权，而未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法制化、程序化范畴使得侦查人员在采用技术侦查手段时无法可依，技术侦查事实上游离于法律规定之外，侦查机关此项权力未受到正当的限制，在实践中滥用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等人权形成更大的侵害。技术侦查措施所实施的相对人更无法获得权益的救济。

人权保障是各国司法制度改革共同的追求，且在世界各

就此而言，对侦查措施从程序上予以正当性的控制才是防止侦查措施滥用的主流。而我国的刑诉法修正案正是从程序上入手，将技术侦查措施予以规范，防止技术侦查措施滥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了技术侦查的使用主体和使用范围。依照我国新修订的刑诉法修正案，可以行使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需交有关机关执行。（但“用于追捕的技侦措施”，检察机关既有决定权，也有执行权［3］）在实践中要严格按照立法的授权进行使用，防止扩大使用的主体，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遭受侵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参照国外立法，新修订的刑诉法对于技术侦查的使用范围局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性质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普通刑事犯罪使用；二是对于侦查难度较大，用一般侦查手段难以解决问题的一些特殊犯罪使用。这些犯罪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以及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等。2、赋予了被侦查人充分救济的权利。任何权力的动用势必会对公民的权利产生影响，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技术侦查的使用中难免会发生不当使用或违法使用而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的情况，因而，国家在设立技术这一权力的同时，还必须设立因该权力侵权而进行补救的法律救济制度，或赋予公民进行法律救济的权利。而这一点也被我国的新修订的刑诉法及之前的司法实践所承认。其中刑诉法修正案正式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就体现了对被侦查人的救济。刑诉法修正案新增了第五十四条至第五十八条，专门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技术侦查的结果作为证据材料之一［4］同样也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非法的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应当予以排除。用技术侦查措施取得书证、物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同样也适用该条规定。刑诉法修正案还允许被侦查人对非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享有要求排除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