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doc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

【摘要】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主体因国家、市场和学术三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在实质上飘忽不定，从而体现出不同的价值理性。新中国成立后始于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分别起始于社会转型之际，体现了政治理性和弱经济理性的特点。20世纪末，进行中的制度变迁体现出价值理性分野的迹象。制度变迁因主体的有限理性须遵循道德理性的制约，将政治论与认识论作为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理性

Abstracts:Theinstitutionalchangeofhighereducationreflectsthedifferenttrendsofvaluerationalityasthesubjectsvaryduetotheoutcomeofthegameamongthepowerofpolitics,economyandacademy.Theinstitutionalchangesstartingfrom1950’sand1980’srespectivelyresultedfromthesocialrestructuringandreflectedthe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rationalityandeconomiconeinsuccession.Attheendofthe20century,theongoingchangeindicatedthevaluerationalitydivision.Thesubjectneedstobeenslavedtothemoralreasonandtakepoliticsandepistemologyasthebasisforthelegitimacyofthehighereducation.[

Keywords:theinstitutionalchangeofhighereducation,rationality

一、对理性的理解[1]

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他指出，价值（合乎）理性是主体“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由此主体“向自己提出某种‘戒律’或‘要求’”，使自身的“行为服务于他内在的某种‘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种‘事’的重要性的信念’”，而“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甚至可以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究其含义，价值（合）理性强调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通过实践的途径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此间对“价值”的界定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本质认识，在特定条件下，“价值”作为主体与客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体现为一种特定的意义。另一方面，韦伯将数学形式等自然科学范畴所具有的量化与预测等理性计算的手段用于检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自身的行为及后果是否合理的过程，叫做“工具理性”。究其含义，即为：主体在实践中作用于客体，并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客体的最大价值的功效，满足主体对客体的价值需求。

基于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理解，我们可推断两者的关系。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是选择正确的实践途径的前提，因此价值理性是不断激励主体自我预设、实现目标的指南针，另一方面，主体对客体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驾驭的过程，也是实现客体价值的过程，因此，在主体依靠工具理性、实现客体的价值的过程中，也是反映主体的价值理性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说，价值理性的存在为工具理性提供了方向，它指导主体“应该如何做”，强调的是客观性，对主体的行为要求源于对事物本质及规律的认识；工具理性的存在，则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支撑，它引导主体“如何做”，是主体体现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具主观性。在自身意志的支配下，若主体凌驾于事物的本质，其行为便易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的解读

既然“价值”是主体与客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基于主体对客体的本质认识，因此在分析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理性时，对制度变迁之主体的认定极为重要，因为不同的主体对高等教育本质的认识、对规律的驾驭差之千里，由此也会导致制度变迁所追求的价值理性的不同及其不同的工具理性。

在实践中，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之主体常因国家、市场和学术三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在实质上飘忽不定。在我国，围绕高等教育制度而进行的力量博弈中，国家的力量一直明显胜出。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开始的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