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历史（人教版选修1）练习阶段质量评估2.doc

阶段质量评估(二)商鞅变法

(时间：60分钟分值：10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4分，共40分)

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主张中最符合当时社会变革趋势的是()

A．“以人为本” B．“以德治国”

C．“无为而治” D．“以法治国”

解析：从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看，儒家、道家思想并不适合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因此不被统治者所接受，而法家思想促进了各国的富国强兵，符合当时社会变革的趋势，被统治者所接受。

答案：D

2．商鞅变法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

A．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已大部分被封建土地所有制取代

B．新兴地主阶级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C．秦孝公审时度势走变法强国之路

D．争霸战争的形势迫使秦国改革内政

解析：商鞅变法实行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故A项是正确答案。

答案：A

3．下列不属于秦国变法前机遇和条件的是()

A．参与诸侯争霸的欲望 B．晋国分裂为三个诸侯国

C．秦国民风质朴，尚武精神充斥 D．中原士人游说各国，追求建功立业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教材知识的再认再现和理解能力。B、C、D三项都是秦国变法的机遇和条件；A项是变法的目的。

答案：A

4．最能体现商鞅变法性质的措施是()

A．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B．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C．废除“世卿世禄制”

D．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土地私有制

解析：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就是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确立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该措施最能体现商鞅变法的性质，即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

答案：D

5．世人对战国时期秦国人有着“薄恩礼，好生分”的印象。造成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商鞅变法采取了()

A．奖励军功 B．奖励耕织

C．焚烧诗书 D．什伍连坐和告奸制度

解析：“薄恩礼，好生分”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淡漠，而“什伍、连坐和告奸制度”就使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相互监视，从而造成关系紧张。

答案：D

6．下列关于右边漫画中政策的表述有误的是()

A．是商鞅变法时首倡的

B．强化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

C．是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的基本国策

D．保护了小农的利益，有利于整个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解析：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

答案：D

7．公元前340年，秦国商人李三不可能经历的是()

A．做生意时买卖公平，获得政府奖励白银十两

B．从齐国贩卖纺织品到秦国，在秦国被课以重税

C．在市场上出售纺织品没有明码标价而被重罚

D．生意亏本致家境贫寒，家人被政府罚为奴婢

解析：公元前340年尚处于商鞅变法时期，重农抑商是当时的重要国策，商人不可能得到政府奖励。

答案：A

8．商鞅变法强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政策，主要是为了()

A．革新中国婚姻制度 B．发展农业生产

C．打击旧贵族势力 D．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解析：商鞅变法强制推行这一措施的直接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但根本目的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实现富国强兵，因此正确选项为D项。

答案：D

9．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那时，各诸侯国会盟，拒绝邀请秦国参加。公元前343年，周天子派人送礼给秦孝公，各诸侯国也都派人来称贺。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秦国最先进行了变法改革 B．秦国的社会风尚为之一新

C．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强国 D．各国害怕秦发动兼并战争

解析：公元前361年，诸侯会盟拒绝秦孝公参加，是因为秦国弱小；公元前343年的变化，说明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已走向富强。

答案：C

10．吴起在楚国变法，最后被大臣用乱箭射死；商鞅在秦国变法，在秦孝公死后被处以车裂之刑。这些史实反映的问题是()

A．吴起、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严刑少恩，不得民心

B．吴起、商鞅变法的时机还不成熟

C．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异常激烈

D．改革要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

解析：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在生产力发展，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的背景下出现的。吴起和商鞅顺应历史趋势，掀起变法运动，但由于变法触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因此才出现题干中所述现象，故C项符合题意。

答案：C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4小题，第11题15分，第12题14分，第13题16分，第14题15分，共60分)

1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材料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司马迁《史记·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