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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协议四题

韩世远邢军

关键词:彩票/彩票协议/赌博/欺诈/处罚性赔偿

内容提要:彩票协议以国家政府特许为前提,含有正当性和正当性,区分于赌博协议。彩票协议内容可经过解释彩票游戏规则加以确定。彩票协议推行含有阶段性特点。彩票欺诈能够发生在彩票发行、销售及开奖各个步骤,推行阶段欺诈不一样于缔约阶段欺诈,后者属于协议可撤销事由,而前者属于违约。提议对彩票欺诈行为增设处罚性赔偿责任。

一、引言

《彩票管理条例》制订已提上日程,彩票相关理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围绕着彩票发行销售,有两类协议值得关注,其一是彩票承销协议,另一是彩票销售协议。彩票承销协议是彩票发行人与彩票承销人之间就彩票承销事宜签署协议,依中国现在相关规则,此承销属于代销,不许包销,故该协议为代销协议。彩票销售协议是彩票发行人与彩票购置人之间协议,在本文中称彩票协议,是本文讨论关键。假如以即开型彩票为分析模型,彩票协议包含彩票发行人(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二级发行机构)、彩票零售商和彩票购置人(俗称“彩民”)。其中,彩票销售机构身份是代理人,它与彩票发行机构之间关系是代理人与本人关系,适用委托及代理相关法律规范。彩票零售商也是在以彩票发行机构名义对外销售彩票,所以,彩票发行机构是彩票协议当事人,彩票销售机构及零售商均为代理人。彩票购置人是彩票协议另一方当事人。

彩票协议是民事协议而非行政协议,是特殊买卖协议而非赠与协议,是诺成协议而非要物协议,是双务协议而非单务协议。另外,彩票协议通常是定型化协议,是射幸协议○1和最大诚信协议。

相关彩票协议,中国现在相关理论探讨较少,有必需讨论问题包含:彩票协议本属博彩行为,与赌博含有相同之处,因何含有法律效力?彩票协议权利义务关系怎样认定?彩票协议推行有何尤其之处?彩票欺诈及其救助手段等问题。

二、彩票协议效力

(一)赌博与赌博协议法律效力

赌博之事,中国古来有之[1](P1,P4954,P120),禁赌限赌之制,中国亦古来有之。[2](P7175)除了清末民初外,历朝政府都禁赌,但总是成效不彰,反所以让人认定赌博就是“肯定恶”。[3](P4953)究其原因,有学者指出,禁赌诏令均颁布于各王朝早期,其后帝王不仅带头赌博,甚至倡赌、纵赌,禁赌法令日益废驰,其后刑名浸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4](P102107,P304308)也有学者认为,赌博是一个羁傲不驯怪物,它并非法律和道德说教所能驯服得了。于是在近代中国便出现这么怪现象:首先,政府频频颁布法律严厉禁赌;首先却又默许赌场存在,甚至以政府名义进行公开或变相官赌活动(如发行航空奖券)。舆论禁赌沸沸扬扬,赌博狂潮却泛滥成灾。因为中国近代特殊政治环境,因为晚清、北洋、国民党诸代政府在处理赌博驰与禁问题上缺乏连贯政策和科学态度,所以,近代中国赌博一直处于半地下半公开、既非法又正当矛盾状态之中。中国人在从伦理经济双重角度否定赌博时候,赌博却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给中国人以严厉处罚。近代赌风之盛,实有其深刻社会和文化方面原因。[5](P109117)

相关赌博及赌债,《大清民律草案》第855条要求:“博戏或赌事不能发生债务,但因博戏或赌事已给付者,其后不得请求归还。”“前项要求,于败者因推行债务,对胜者担负她项债务时,适用之。”第856条要求:“彩票、抽签等事,曾有该管官府许可者,依彩票、抽签等契约,而发生债务。”“其未得许可之彩票、抽签等契约,适用前条之要求。”及至《民国民律草案》第707条要求:“赌博不能发生债务,但因赌博已给付者,不得请求返还”;第708条要求:“彩票、抽签及其她类似契约,以经该官署许可者为限,得发生债务”。这些要求与德国民法典第762条和第763条颇有相同之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于赌博一直给予严厉打击。○2“在处理赌博人员时,对其非法所得必需全部没收,赌债一律废除”。○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债务,非法拘禁她人行为怎样定罪问题解释》(法释[]19号)定性,赌债与高利贷一样,成为“法律不予保护债务”。对参赌人员区分不一样情况,依法处理。其中,(1)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处15日以下拘留,能够单处或者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依据要求实施劳动教养;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2)以营利为目,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5(3)中国共产党党员参与赌博,还会受到不一样党纪处分。○6

赌博既为中国法律和行政法规所严禁,以赌博为基础所缔结协议,自然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要求”,属于无效协议。○7

(二)彩票协议法律效力

在中国,发行彩票是国家筹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