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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五大特征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全局，坚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是，我国循环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迫切需要立法加以解决。

由于我国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同，循环经济立法，一方面要总结国内外大量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要将时代特征、中国特色、行业特点和自身特长有机结合，形成有特色的循环经济立法。

这是邯钢20年5月新投产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项目。

特征之一：综合管理法

国外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多由经济专门机构负责，往往带有很重的单项法的色彩。而我国在立法时，是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协同全国人大法律委、财经委、常委会法工委、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部门共同参加法律的起草工作，层次高，立意深，表明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并非单一法，而是涉及众多相关部门的综合性管理法律。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投入最小化、废物资源化、环境无害化”，达到以最小发展成本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目的。

与其他国家循环经济法的发展历程相比较，能更清楚地了解我国循环经济法的这一显著特征。如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从孕育、产生到不断健全和完善，都体现出了明显的环境保护色彩。1994年，日本内阁制定环境基本计划，首次提出“实现以循环为基调的经济社会体制”。《环境白皮书》提出“环境立国”的新战略，将环境保护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尽管已经做出上述努力，但是由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仍然是日本面临的主要国内问题之一。为此，在1996年的《环境基本法》之下，日本于2000年召开“环保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和修订了《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等多项法规，并相继颁布实施了废弃物处理、资源有效利用、政府绿色采购以及涉及容器包装、家电、建筑材料、食品和汽车再生利用等八部专门法。显而易见，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源于废弃物问题，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目标，旨在解决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环境问题，基本上是以环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

特征之二：减量化优先的全过程治理法

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多强调资源化，强调环境保护。而我国循环经济立法遵循“减量化是循环经济第一法则”的要求，重点强调“减量化”，从而保证在发展的源头上实现资源节约，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多重利用，在发展的结果里实现综合效益。

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与实践在世界上广受好评。该国矿产资源并不丰富，经过工业化的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所剩无几。与此同时，大量的废旧物资，如废钢铁、老旧汽车、废家电等却“堆积如山”。这在客观上要求对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以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此外，由消费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垃圾（包括工业和消费领域的废弃物），也成为德国面临的最大国内环境问题之一。到上世纪中后期，德国意识到，简单的垃圾末端处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德国在1996年制定了《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该法的目的是彻底改造垃圾处理体系，建立产品责任（延伸）制度，要求在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在使用后要安全处置或重新被利用。因此，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是由垃圾问题而起，重点是“垃圾经济”（3R和最终安全处置），并向生产体系（企业）中的资源循环利用延伸。

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不仅面临因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而来自消费环节的大量废物问题，更面临由于经济高速增长中生产经营粗放、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污染产生排放严重所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将着力解决能耗物耗过高、资源浪费严重、前端减量化潜力大的问题，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使用。为此，我国循环经济立法遵循：发展循环经济应当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和环境友好的条件下，以减量化优先为原则的指导思想开展工作。

减量化优先原则与再利用和资源化优先原则相比，包括了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内所有的减量化活动。比如，不仅对“减量化”有一些原则性的特殊规定，还分别对“生产过程中的减量化”和“流通、消费过程中的减量化”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也提出要在“减量化”的前提下，做到“再利用和资源化”。可以说，这是一部减量化优先与资源综合利用相结合的全过程治理法。

特征之三：既有总体框架，又重点突出

我国的循环经济法既有一般综合法的框架，又突出主要工业行业和重点企业，着力解决影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比如，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建筑、造纸、纺织、食品等主要工业行业资源消耗高，资源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放量大，其中的大企业在资源消耗中又占很大比重，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抓住了这些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