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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的“君宪救国”理想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二、民族危机加深三、维新变法理论四、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五、百日维新及其失败六、影响和评价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纷纷投资近代企业，一些旧式作坊、手工工场也开始采取机器生产。由此，诞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企业：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公和永丝厂涉及领域：机器制造业、缫丝业、印刷业、机器轧花业、火柴业、面粉业、采矿业、造纸业等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一者，甲午战后，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家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再者，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也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

在甲午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不少民办的纺织、缫丝、面粉、印刷等轻工业和采煤为主的工矿业。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

在这些商办企业中，比较重要的有：1895年华侨商人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厂；1896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纱厂；1897年，长芦盐运使杨宗濂等人在无锡创办的业勤纱厂，夏粹芳等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状元资本家张謇于1899年创办南通大生纱厂。

中国（后发展国家）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产生过程具有外生性、跳跃性。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机器工业三个连续阶段。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基本上是一部分富有的官僚地主、商人、买办从国外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产业结构以轻工业和小型采矿业为主，机器工业和重工业极少。这是因为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容易开办。

地理分布集中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广州两地，工业布局畸形。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十万两以下，甚至只有几千两，最多也就是二三十万两，远远落后于官办、官督商办以及外资企业。技术设备较差。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成本高，质量低，难与洋货竞争。

这些是后发展国家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通病。由于民族资本脱胎于传统社会（一般指封建社会），并直接受到外来资本主义的刺激，因而它们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具有革命性和对帝国主义具有抵制倾向的同时，更多的是表现为对内和对外的妥协与软弱。早期民族资本以上的五个特点即是这种软弱性的直接和集中表现，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的不彻底性。

二、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曾这样描述中国的危机：“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三、维新变法理论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一批新式知识分子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甲午战后，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把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向恪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顽固思想和只学西方技艺、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中体西用”论调，展开激烈的批判。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从19岁开始又到广州，在著名理学家朱次琦门下学习三年，致力于“济人经世”之学。

国家贫弱和民族危亡，使他对清朝统治的腐败深感不满。1879年到香港旅行，“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l882年，应顺天乡试不中，在归途中，路经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决心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

1888年，他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在面临“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的严峻形势下，“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成法，力求自强。他请皇帝下决心赶快“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危局。开始了他倡导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

1896年，于广州创建万木草堂。学生有陈千秋、粱启超等。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阐发维新变法理论。0102

《新学伪经考》1891年8月刊行。康有为对固守“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表示不满。把自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学人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礼》、《易》《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统统说成是刘歆伪造事实，是王莽“新朝”之学，应称“新学”。后来被称为“汉学”的贾逵、许慎、郑玄之学，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所尊崇的经书也多是“伪经”，而不是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