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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摘要：文章确立了以数字基础、数字应用、数字创新和数字环境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泰尔指数方法对指标体系进行测算并分析。结果显示，长江上中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与长江经济带基本一致，趋势逐年上升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阶梯分布的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高度的相关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保持稳步下降的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占比较低。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熵权法泰尔指数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内涵。20世纪90年代，OECD（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首先提出“数字经济”这一概念，而后数字经济的概念引入中国学术界（胡曙光，1999）[1]。国家统计局在《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正式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自此有了较为统一的定义[2]。

数字经济测度。测度数字经济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综合评价法，即选定多维度指标，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计算综合指数（刘军，2020；李博文，2022）[3-4]。二是国民经济核算法，即确定数字经济分类标准，运用统计核算方法对数字经济的规模进行测算（中国信通院，2020；陈亮，2022）[5-6]。三是构建卫星账户法，即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并以此来度量数字经济的规模（向书坚等，2019；罗良清等，2021）[7-8]。

二、指标体系构建、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一）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参考前期学者所采用指标和方法的基础上，针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确立了以数字基础、数字应用、数字创新和数字环境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为基础的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2014—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等，部分指标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比重测算，如网络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针对缺失的部分年份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补法对其进行补充。

（三）研究方法

1.熵权法。熵权法的主要原理是计算特定指标信息的熵，从而获得该指标的权重比，并计算整个指标系统的综合得分。具体包括数据标准化、计算指标熵值、计算指标权重和计算指标综合评分等步骤。

2.泰尔指数方法。泰尔指数（Theilindex）是一种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衡量个人或者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指标。包括总体泰尔指数、地区泰尔指数、区域内泰尔指数和区域间泰尔指数等部分的计算。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势

如图1所示，展现了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及长江上中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变化趋势。从发展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趋势是保持持续上升的，各省市指标均值从2013年的0.1558上升到2022年的0.3371，增长幅度为116.37%。长江上中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趋势与长江经济带基本一致，除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在2017年出现小幅度下降外，其余时间均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这说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走势持续向好。从绝对数值来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数值处于0.1558～0.3371之间，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仍然处于低位区间。

（二）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本文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划分为三大区域：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长江中游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长江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泰尔指数方法分析的结果见表2。

从总体差异来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从2013年的0.2443下降为2022年的0.1240，下降幅度为49.24%。除2020年出现小幅反弹外，总体差异在其余年份均保持稳步下降的趋势，说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从细分板块来看，区域间差异是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历年的贡献率在69.69%～80.80%之间。对区域内差异来讲，长江上游地区的差异是区域内差异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