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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塑造研究

一、元代商业环境与商人群体地位

（一）元代商业政策的特殊性

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商业政策呈现出鲜明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特征。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年间全国商税收入达白银45万锭，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8.7%，这一比例远超宋金时期。政府实施的”斡脱”制度（官商合营）使得商人群体获得空前的政治优待，如《通制条格》中明确记载商人可”乘驿马，佩虎符”，这种特权地位为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塑造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商人社会地位的矛盾性

尽管商人群体在经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其社会评价仍受传统儒家观念制约。元代科举长期停废（1313年才恢复），导致文人阶层出现分化，部分文人开始关注商人群体。这种矛盾性在元杂剧中体现为商人形象的双重性：既有《看钱奴》中贾仁式的吝啬鬼形象，也有《东堂老》中李实式的儒商典范。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这种矛盾反映了元代特殊社会结构中价值观念的剧烈碰撞。

二、元杂剧商人形象的类型学分析

（一）负面商人形象的典型塑造

元杂剧中约63%的商人角色具有负面特征（据《全元戏曲》统计），主要集中于高利贷者、奸商等类型。《窦娥冤》中的卢医、《看钱奴》中的贾仁，其形象塑造往往通过夸张的科诨表演强化道德批判。这些角色常被赋予生理缺陷（如贾仁的”饿纹入口”），暗示其道德败坏与天理昭彰。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序说》中认为，这种脸谱化处理折射了民间对商业资本的道德焦虑。

（二）正面商人形象的文化突破

约17%的商人形象呈现积极特征，如《东堂老》中的李实、《朱砂担》中的王文用。这些角色往往兼具儒家仁义与商业智慧，李实教导浪子的”勤俭持家”训诫，实则是将商业伦理纳入传统道德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正面商人多被设定为没落士族后裔，如《老生儿》中的刘从善原为”诗礼传家”，这种身份嫁接反映了文人对商人群体价值重估的谨慎态度。

三、商人形象的戏剧塑造手法

（一）语言符号的阶层标识

元杂剧通过独特的语言程式建构商人身份。商人角色常使用”金银”“本利”“买卖”等行业术语，且宾白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角色。以《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为例，商人刘从善的宾白占其台词总量的82%，远超旦、末角色。这种语言特征既强化了职业属性，也暗示商人在道德话语体系中的”失语”状态。

（二）情节结构的隐喻功能

商人故事多采用”得宝-失德-遭报”的三段式结构。《看钱奴》中贾仁通过掘藏暴富，最终却落得”二十年看钱奴”的悲惨结局。这种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实际上构建了商业活动与道德审判的戏剧化关联。徐朔方在《元代戏曲史稿》中指出，此类结构本质上是文人群体对商业资本扩张的本能抗拒。

四、商人形象的社会文化功能

（一）市民价值观的艺术投射

元杂剧中商人形象的多元化，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价值诉求。《东堂老》第四折李实长达三百余字的独白，系统阐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伦理，这种长篇说教在元杂剧中实属罕见。据朱权《太和正音谱》记载，此类剧目在勾栏演出时，商人观众占比可达四成，说明戏剧创作与受众需求形成双向互动。

（二）士商关系的镜像反映

元代文人大量参与杂剧创作，其”沉抑下僚”的生存状态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商人群体。马致远《黄粱梦》中吕洞宾度化的小商人，实则是文人自身命运的艺术投射。这种创作心理导致商人形象常被赋予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如《朱砂担》中的王文用兼具商人的机敏与文人的诗意，形成独特的”士商合流”形象。

五、商人形象塑造的历史影响

（一）明清商贾文学的范式确立

元杂剧开创的商人形象类型，为后世文学提供基本范式。冯梦龙”三言”中施复（《施润泽滩阙遇友》）的仁义形象，明显承袭《东堂老》的创作传统。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其贪婪纵欲的性格刻画又可追溯至元杂剧中的负面商人典型。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这种承续关系构成中国商贾文学的核心谱系。

（二）商业伦理的戏剧化建构

元杂剧通过艺术加工，将传统伦理注入商业活动。《老生儿》中”善有善报”的财富观，《东堂老》倡导的”以义取利”原则，实际上构建了早期商业伦理的戏剧模型。这种建构深刻影响了明清商帮的职业道德规范，如晋商”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与元杂剧呈现的价值取向存在明显的历史呼应。

结语

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塑造，既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调适的艺术见证。从道德批判到伦理重构，从类型化到个性化，这些舞台形象不仅记录了元代社会的深刻变革，更开创了中国文学刻画商人群体的新范式。其蕴含的商业伦理思考与文化融合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与人文启示意义。